作为一名拥有30年院龄的研究人员，一名研究所哲学所的所长，在建院建所50年之际写点什么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呢？从实习研究员定职到研究员，从担任研究室主任到研究所所长，30年的成长之路凝聚了多少前辈和老师的关心和帮助，不是一篇文章可以述说的；30年的摸索、困惑、挫折，也不是一篇文章可以承载的。想来想去，还是把2007年同院青年学者一次交流会上的发言拿出来，以此原汁原味的感悟和希望，纪念将会伴我职业生涯始终的亲爱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亲爱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50岁生日。以下是我2007年3月29日在院青年学者交流会上的发言：
    首先需要向大家说明，作为科研人员，我谈不上是一名成功者。今天，我只是从一个比在座的青年同志年长同事的角度与大家交流。谈些什么好呢，自从接到这个任务就一直确定不下来，事到临头，想来想去还是以我的经历就“青年科研人员需用清楚的几个问题”的题目谈点一孔之见。
    我1980年从黑龙江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社科院哲学所从事科研工作，到今年已是27年了。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特别是总结青年时期的经验教训，我以为，作为一名刚刚步入社会科学研究岗位的青年人，特别是作为在地方社科院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青年人，有这样几点需要认识或者说修炼。
    第一，少一些浮燥，多一些蛰伏。青年是人生最充满活力的时期，特别是受过一定层次专业教育的青年人，大多是朝气蓬勃、满怀自信，踌躇满志。一旦跨入科研部门，便急于出成果，并常常为自己难以有所作为而苦恼。我不反对青年人多写论文，快出成果，也理解青年同志的心情。特别是我们还要年终考核，需要一个工作量的指标。但在这里我还是泼一些冷水。大家想一想，除了特殊人物外，我们都是常人，不是天才，要想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做到“年轻有为”不是一件常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与从事自然科学或理工学科研究的人成长和成才的道路是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大多是从中年以后开始有所作为，这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这是因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不仅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更需要丰富的社会阅历;不仅需要娴熟地运用知识的技巧，还需要较高的是非分辨和价值判断的能力。丰富的社会阅历、较高的是非分辨和价值判断的能力往往是青年人缺乏的,需要年龄去积累。所以，我们的青年同志在如何成长的问题上，应该少一些浮燥，多一些蛰伏，不要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想干，更不要急功近利。这不是要大家去消极无为，而是要大家对自己目前所处的成长阶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少一些浮躁，既不要盲目地自高自大，也不要为眼前难有作为而苦恼。多一些蛰伏，要有一颗平常心,就是要沉下去，从点滴做起，向身边同行老师多学习，积累知识、丰富阅历,积聚能力，为以后的起飞和大有作为打好基础。
    第二，学会自律，树立自主精神。不知大家是否听过这样一种关于职业的比较：“在社科院这样的单位工作，比之公务员、好的公司企业，我们是不够风光，生活是清贫了一些；但是，比之党政机关、公司企业天天上班，干满八小时，我们拥有的是时间和自由，这又是他们不可比的。”初看起来，这种比较不过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但是它却表达了一个富于哲理的事实。
    在这里，我们不妨对这两类职业不同的工作方式作一个进一步的比较，相信大家中会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工作时间：固定工作时间——弹性工作时间；工作程序：服从执行——自主创造；工作约束：他律——自律。
    用我们哲学的语言描述这两种工作方式，一个是“被迫的服从奴隶般的分工”；一个是“自由自在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劳动”。换句话说，这两种工作方式作为一种职业要求，一个是“服从”，一个是“自主”。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这两种工作方式，一个是在历史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注定要消亡；一个是把劳动作为第一生活需要的未来工作形态。这两种工作方式，一个只能造成人的单向度的发展，一个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也有另外一种对我们的职业的说法，那就是许多科研人员形容自己的职业是“没事找事”、“自我折磨”、“自寻烦恼”。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我们工作的特点。
    大家不要为我的演绎而兴奋，不要盲目地为我们从事的是一种更为高级的职业而骄傲。我要问的是，我们的青年科研人员是否真正了解并适应了我们的工作方式？不能说在座的青年人都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并已经完成了从一名学生到科研人员的蜕变。这种不适应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
    一是不能自律，不珍惜宝贵的弹性工作时间，甚至是浪费时间，把弹性工作变成了自由放任。一天忙忙碌碌，就是没干正事。
    一是不会自主，仍然“奴性十足”，在如何拓展自己的科研空间上缺乏积极主动性，像机关小公务员一样，等所长布置任务，靠老师领着参与课题，不然就茫然无措，无所事事。
    这里有句话送给大家，也是我的经验之谈：越是弹性工作时间越需要我们自律的计划时间。给你自由就是要求你去自主经营成长。不要给你自由你却不知道如何自由，甚至是逃避自由。我们院为了加快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目前已普遍实行了“师代徒”的制度，在座的青年人大多都确定了自己的老师，但不要忘记中国有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第三，争取自我与角色的统一。这里向大家提一个问题，你们自己问自己“我是谁？”看看你的回答是什么？可能的回答无例外都是一种你担任的社会角色。人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也可以说是为了某个社会角色去奋争，为着某个社会角色所累，担负着某个社会角色的悲欢离合。那么，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有没有一个既不是这个社会角色，又不是那个社会角色的“自我”呢？有人说没有，认为你的自我不过是你的社会角色。有人认为有，只是它轻易不为你所察觉和认识。我同意后一种观点。
    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暂且放在一边。说了这么多，目的是为了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从我自己的经历出发，对刚刚步入科研工作的许多青年科研人员来说，他们的自我与所担任的科研角色常常是分裂的，主要表现是所从事的职业与他的兴趣指向是不一致的。固然，人生这种自我与角色分裂是正常的，也是大量存在的。在我们的周围，许多人都在从事他们所不喜欢、不感兴趣的工作，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从成功学的研究看，任何领域的任何成功者，自我与角色，兴趣与身份总是统一的、一致的。这是因为在这些成功者那里，角色已经内化为自我，角色的职能和要求就是自我的需要和约束。在他们那里，身份是兴趣的确证和外化，兴趣是身份的内在根据，所以，成长的快乐总是与兴趣的倍增相连，巨大的成功总是与强烈的兴趣相伴。因此，尽快争取自我与角色、科研与兴趣两个统一虽然不能说是青年人尽快成长的必要条件，但也是一个充分条件。不然的话，你从事科研工作是会很痛苦的，会感到很无奈的，也就更谈不到自律和自主了。
    当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实现我所说的争取自我与角色、科研与兴趣两个统一的过程情况是不同的。我们有的青年人，选择了科研的职业，从一开始就不是志向和兴趣的使然，而是迫于就业的压力，是一种无奈；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他们是不会选择这种“爬格子”的“自我折磨”、“自寻烦恼”的职业。因而，现实生活中的他们长时期与自己的职业角色格格不入。他们的自我与角色不仅是分裂，而是对立和冲突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以为你太可怜了。为了一份相对稳定体面的“饭碗”，你放弃了自我，堕入了深渊。如果你目前没有条件“跳槽”，我建议还是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积极地培养自己的职业兴趣，除此别无他路。这种情况我认为恐怕是一种个案，一个特例。我们大多数青年人到社科院工作，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十几年的寒窗苦读，不荒废自己的专业知识。但就是这样，也有一个如何适应职业的问题，一个培养职业兴趣的问题，一个把职业兴趣内化为自我需求的过程，一个自我与角色不断统一的过程。不解决这样的问题，你的工作对于你不是一件乐事，而是一份苦差。这样还谈得到成长和成才吗？我想，谁都不想如此吧。
    第四，一专多能，以不变应万变。上世纪80年代，我一到社科院就遇到了一个大概是全院都关心的问题，即地方社会科学院是搞基础研究的还是搞应用研究的？是以基础研究为主还是以应用研究为主，我把它称为地方社科院的研究定位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地方社科院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当时我的老师和领导这些前辈们，对这类问题极为敏感和热情，不同观点的争论之激烈是在座的青年人想象不到的。这类争论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最初的几年，最终这类争论2003年被中央关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终结了，结论是地方社会科学院以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展开应用研究的为主，而有条件的可以进行一些前瞻性的研究。社科院的研究定位问题解决了，但至今我的一些老师对此还是有意见。
    大家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与己无关的问题。地方社科院的研究定位不仅关系到它的存在理由和存在意义，而且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如果定位于基础研究，我们就要以理论探索为主，而如果定位于应用研究，我们就要以实践问题为主。两种研究的方式、方法、途径有很大区别。
    虽然今天我们不用争论这些“宏大叙事”的问题了，但有一个问题却需要我们刚刚步入社科院的青年人认真思考，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研究定向来说，是搞基础研究还搞应用研究？
    有人说了，不是文件定了嘛，搞应用研究。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大家一窝蜂似地去研究现实问题，今天“馒头”是热点，我们就蒸馒头，明天“烙饼”是热点，我们就烙饼，谁都不去种麦子，不去磨面，这样的应用研究能维持多久，研究成果能有多深的理论见地，其所谓结论和建议能有多少实际价值？可见应用研究需要基础研究，这并不是多么深奥的道理。
    同样，在我们搞科学研究的人当中，有一种“自恋式”的专业依恋，这就是天生喜欢或愿意研究基础理论问题，并自认为这类研究才是真正的学术。所以，一些人醉心于基础领域，并终身投入其中。我不反对这种研究喜好，甚至羡慕和赞赏这种精神，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某一领域学有所成的专家，我认为应该支持他们的基础研究。但是，同志们哪，我们是地方社科院呀，我们要靠地方财政吃饭，切不说要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也不讲要当好省委、省政府的智囊团、思想库，就是从我们社科院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我们也要好好想想，孤芳自赏是不能带来面包和牛奶的。地方社科院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样的社科院有存在的必要吗？
    所以，对我们所里的青年人，我的要求是，必须有自己的专业方向，并力求基础理论知识的专业化，有希望就力争在基础研究上有所作为；在此基础和前提下，扩充自己多学科的知识，锻炼自己跨领域的现实问题的研究能力。要始终不放弃基础理论的研究，并积极投身于现实问题的研究。我把这些要求概括为“一专多能，以不变应万变”。我认为，地方社科院工作的成功者，既不应是“书呆子”，也不能是“万金油”。
    第五，关心国家大事，突破专业的局限。一提关心国家大事，有的青年人会感觉到我是不是太迂腐了，会说这是什么时代的语言了。确实， “关心国家大事”已被今天一些青年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但应该指出，这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是一大忌。
    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阶层进一步的分化，多元化、宽容、理解成为了一种社会时尚，意识形态逐渐的淡化，使人们更关注自己身边的直接利益。这种发展是进步还是退步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我要说的是，别人可以淡化意识形态，不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却不能也随波逐流。因为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这种在哲学上被称之为党性原则的东西，是我们任何社科研究不能回避的。无论你愿意与否，还是你意识到了没有，它都无处不在；无论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它在你的研究成果中都会客观存在。一个清醒自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必然是一个有强烈政治责任感的人，没有这种责任感也就没有自己的立场和根基。对年轻人来说，树立这种责任感，“关心国家大事”是一条重要途径。“关心国家大事”不仅可以使我们保持清醒的政治意识，还可以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突破专业局限，培养自己的世界眼光和大局意识。这或许也是我多年科研工作的一种经验之谈。
    零零散散讲了这多么，也不系统，但都是有感而发，不对之处，请同志们谅解，我时刻欢迎青年同志同我交流，因为，同你们交流，我会了解到许多我不知道的新知识，我会感到我变得年轻。在结束我的发言之际，我想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种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过去我的领导和老师把这句话送给了我，我今天把它转交给你们：“希望寄托在社科院青年一代的身上！”

    作者简介：刘伟民（1956.1——），男，江苏射阳人，研究员，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