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学高年级时就喜欢读书，尤其是文学作品，经常是手不释卷，幻想着长大做一名文学家。1958年考入哈尔滨师院（今哈师大）中文系后，读到柳亚子先生的《怀旧集》，通过该书所介绍的南明史实及南明史料地，引起了我对南明史的浓厚兴趣。如果说该书改变了我的读书趣味，而谢国桢先生的《晚明史籍考》则完成了这种转化。谢国桢（1901—1982），我国著名明清史、版本学、目录学专家。早年考取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诸大家。结业后曾任梁启超家庭教师，教梁思达等读书后，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建国后供职于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著述宏富。《晚明史籍考》有1932年北京图书馆线装铅印本，1964年与1981年有增订与再增订本。全书考订、评介了晚明至清初（包括南明）数千种文献。该书一出，取重于世，得到了孟森、鲁迅、柳亚子诸名家赏识，柳亚子誉之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1960年我读到该书，欣喜若狂，按该书所提供的史料出去，去搜索、阅读多种南明文献，并据这些史料撰写《李锦李来离纪事编年》等书，可见此书真正引导我走向史学研究之路。
    同年夏，我因病休学（一年后退学）。养病期间，结识了苏渊雷（仲翔）、周齐等先生，在他们指点下，进而学习目录学等知识。不久看到谢国桢先生新出版的《南明史略》书，曾就其中某些枝节问题于1961年底不揣冒味写信给谢老，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22年的长期通信与深厚的师生友谊，也开始了我的治学之路。
    1963年秋我又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并与历史系主任段景轩同志相识，在他的影响下，又转向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
    从我写论文之日开始，常给报社或杂志社投稿，但总是石沉大海或“完璧归赵”。但我并未灰心，终于打开了《光明日报》的大门。1964年秋，我成为该报学术部的培养对象，此后他们多次寄过《参考选题》。我按这些选题写过农民战争方面论文，有两篇他们确实准备采用，不料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狂雨暴般袭来，以致我的稿子按他们意图改好后寄去时，已来不及刊发了。
    十年浩劫初期，我哪 一派也没参加，我常常躲到校园一个僻静的角落，继续啃我的书本，还悄悄以划钢板的方式油印了自编的《明清诗选》，并在写《李锦李来亨传》。1968年冬毕业，经过一年的农场劳动锻炼，被分配至哈尔滨市九十中学工作。
    1971年夏，我给谢老写过一信，并附寄我编印的《明清诗选》，诉说自己的心境。先生很快寄来长信及自写《未是草》诗九首。内有“ 咤风云岁月惊，胸怀辽阔觉身轻”之句，自注“余对于文化大革命之感受如此”。可见谢老当时之坦荡胸怀与乐观主义精神。先生是自勉，也兼勉励我，因此使我增添了奋斗的力量。当时，我曾用先生原韵，和诗九首，其一内云：“茫茫人海古道存，先生原是吾师尊”。又云：
          江畔登临望晚情，一天新月万家灯。
          迎风无限苍茫感，到耳风声共水声。
    这些诗写了我当时的茫然心境和把谢老当作教师的慰籍心情。诗本平常，不想却谬蒙先生推奖为“才思很好”、“谬投桢好”。这时，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爱人、两个孩子和我共4口人，挤在一间7平方米的又阴又暗的小屋里。一铺火炕，一套桌椅及零星物件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客人来了，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我的大量书籍，只能分别装在吊铺与房外一间煤棚子里，手头只能放点常用的工具书，为了找一本书，经常经常弄得满头大汗，要翻箱倒柜地找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由于屋小，又没安火炉，只凭火炕取暖，这样一来冬天很冷，在寒风呼啸的冬夜冷得发抖时，我就披上棉大衣坐在火炕上，把书本摊于双膝，默默地读着、写着。赤日如火的盛夏，屋内闷热，我只能汗流浃背地趴在桌子上写文章。在这间小屋内，我住了11年，也刻苦学习了11年。尽管老鼠、虫子咬坏了我的许多书，但是书中的知识却源源不断地充实了我，武装了我，为我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到1982年，在党的政策关怀下，才迁入新居，从而给我的科研工作解决了一项后顾之忧。我的新屋内没有什么“四十八条腿”，没有豪华的装置，但书架却占满了一面墙，架上的线装、平装书琳琅满目上，美不胜收，这是我唯一的家产。
    “四人帮”垮台了，随着祖国的新生，我于1978年底调往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由于我所侧重搞地方史，因此我的研究重点又转向了以黑龙江史为主的东北史。谢老闻讯，来信说：“足下已到龙江历史所工作，并从事东北文献，至为欣慰。”先生之鼓励，使我感奋。早在1963年8月先生曾告诫我：“您生长东北，既讲习南明，则清初东北史迹，似不可不注意也。”当时，限于我个人的研究条件，我没有，也不可能往东北史转向，但对东北史确实比以前关心了。这时，我在熟悉南明史实的基础上，一方面阅读《明实录》，并将《明实录》中奴儿干都司史料辑录下来（约50万字），一方面又大量搜集清代东北地方史料。
    研究了一个阶段后，发现这一领域的方方面面都已人耕耘过、垦辟过，想要有大的突破与创新已经很难，于是逐渐产生了走一条自己的研究之路，即独辟蹊径的想法。也就是想研究一种与东北历史、历史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新领域。几经思索，我想到了我国古代流人。
    我之所以想要研究流人，用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我对流人感兴趣，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1963年我读了清初词人顾贞观的《弹指词》。当读到作者以词代书，写给远戍宁古塔的著名诗人吴兆骞的两首“金缕曲”词时，对吴氏之绝世才华、坎坷遭遇及其与顾氏令人慨慕无穷、生死不渝的友谊，深为感动。此后又读了孟森与夏承焘教授阐述清初科场案及顾氏“金缕曲”词本事等作，加深了我对流人的印象。进入省社科院后，在读《明实录》时，对辽东流人数量之众多深感震惊，进一步引起了我对东北流人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这时又读了谢老的另一部著作《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使我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大的转变。该书1948年开明书店版，10节，6万字，较系统地阐述了清初百年东北流人的概况，于是促使我产生了研究与弘扬东北流人艰难创业精神与光辉业绩的心愿。1980年夏我带着这种想法，乘赴京查阅史料之机，曾多次去谢老家求教。谢老对我的想法给予了鼓励与支持，可见谢老此书及谢老的支持真正改变了我的史学研究方向。
     1980年秋，我决定将科研主攻方向改为流人史后，我曾南北奔走，在北京、南京、苏州、吴江、吴县、上海、长春等地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藏书，还重点考察了著名东北流人吴兆骞的故乡吴江及清代东北重要戍所宁古塔新旧二城。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抢救整理出版了由流人张缙彦撰写的黑龙江现存第一部散文集与山水记专著《域外集》、《宁古塔山水记》（后来又挖掘并整理出版了由流人方拱乾撰写的我省现存第一部诗集《何陋居集》）。另一方面撰写了流人传记之作《边塞诗人吴兆骞》与《黑龙江历代诗词选》（内多流人诗）等书。这些工作为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因此于1986年我开始了撰写《东北流人史》的准备工作。
     我国流人研究从来没有受到学术界重视，这固然与广大学者对流人历史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有关，也与流人文献过少，过于零散有关。因此，要完成本书的撰写，首先要突破困难重重的资料关。我经过多年的艰辛劳动，“查阅之书，不下千种”，在正史、杂史、载记、谱牒、方志、笔记、别集、总集、诗话、词话、书目、丛书中，查阅到了许多有关史料（尽管点滴分散与琐碎），终于完成了《东北流人史》撰写，并于1990年12月出版。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又萌发了继续研究中国流人的想法。但由于在研究东北流人时，还没有研究中国流人的精神准备，因此在阅读《清实录》、《明实录》、二十四史等文献时，仅摘录了东北流人史料，其他地区的流人史料基本未涉及，这样，这迫使我不得不再次通读全部的上述诸书，以致因重复劳动而又花费了近两年的时光。
    1989年秋冬之交，《东北流人史》刚一脱稿，我立即全力以赴地转入中国流人之研究。又经过数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惨淡经营，终于完成了《中国流人史》的撰写，并于1995年10月得以出版。
    作为我国第一部区域性流人通史及第一部全国流人通史之作，《东北流人史》与《中国流人史》的出版，结束了我国流人研究没有通史之作的局面。
    前人与今人在研究流人及流人史时，凡是涉及到流人在文化方面的历史作用，总是说流人至边疆后传播了中原文化，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认为是传播了流人文化。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学术界不存在流人文化之说。
    我本人也是如此。从1980年决定将流人研究作为研究主攻方向后，在撰写的各种有关论著中，涉及到流人在文化方面的作用也认为是传播了中原文化。这是因为，他们初出塞时，确实带来了中原文化。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这种说法逐渐产生了疑义。这是由于他们所至的边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而流人队伍中也包含有许多少数民族人士，这样流人所携带的中原文化在与多种少数民族文化碰撞、交流、融合中会逐渐发生变化，会成为与中原地区的中原文化有所不同的“中原文化”。那么，这种文化究竟应该改称什么文化？我却没有考虑好。可是这种情况到了1996年中秋节，却发生了变化。当时我接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朱鸿林教授来书，在邀请我参加其母校香港珠海书院于1997年举办的“中国近世思想文化”学术研讨会时，嘱我“作一综述近世流人思想文化特点之文字”。正是这“流人思想文化”一语启迪了我，我将“思想”一删，“流人文化”一词跃然而出。于是我经过反复思考，将过去本人有关流人文化史实与实践之研究作了综合概括，并升华到理论的高度，撰写了一份《流人文化与我国近世流人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贡献》一文，首次向我国学术界提出流人文化这一新的名称、概念与命题，这一些理论总是作了初步探讨，于1997年4月19日在此次大会上公之于世，于是，“流人文化”正式现出于世。
     所谓流人文化，据我的研究，是指流人这一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也就是指历代流人在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各种关系中所创造与传播的一切知识（精神与物质财富）的总和。这种文化是汉民族中原文化与流人队伍中其他民族文化、边疆固有的少数民族文化互相碰撞、交流、融合的产物。它实质是以汉民族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综合体。
    在研究流人史、流人文化的过程中，鉴于各地流人史的研究基本上都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因此我一直在从事着理论化的探索。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撰写成了《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概论》（收入《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一书中），就流人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如什么是流人及其与流民、移民的区别，什么是流人史、中国流人史及其历史分期，流人与流刑的关系，什么是流人文化及其实质、特点、意义等，作了探索与诠释。这种理论化的研究，结束了我国流人研究没有理论支持的局面。
    总之，本人近30年的流人史、流人文化研究，已恰逢出了许多突出贡献：本人曾首先对我国历代流人这种社会群体与社会现象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从而结束了我国流人研究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局面；也曾首先向我国学术界提出了流人文化这一新的名称、概念与命题，并作了理论探讨，从而更正了流人至边疆后传播了中原文化这一不严谨的论断；还曾撰写与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区域性流人通史与第一部全国流人通史、第一部流人研究理论之作《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概论》等书，从而结束了我国流人研究没有通史之作及没有理论支持的局面。此外，还曾与友人挖掘、抢救出已经失传三百余年的黑龙江第一部诗集《何陋居集》、第一部散文集《域外集》、第一部为山水作传的山水记《宁古塔山水记》等文献，挖掘出一些在我省历史文化发展中曾作出过开创性贡献但又已湮没不彰的流人及其事迹等。
    正因为本人的流人研究具有开创性，并已获得了显著成就，因此博得了学界的好评。谢国桢先生仙逝后，本人的《东北流人史》、《中国流人史》、《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分别由我国著名学者罗继祖、钱仲联、来新夏三位教授俯赐序言。罗继祖誉《东北流人史》“诚为有功史学开拓之作”，钱仲联谓《中国流人史》“此书出，中国流人之历史作用，得以大显于世，学术加仑量 种新体系与学派之创建，亦得以奠基于是。此书诚为有功学苑、传世无疑之巨著也”。来新夏谓“《中国流人史》则是对流人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各区域的完整论述，开创了流人史研究的新体系”。又谓《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实则寓构筑流人学框架之深意”。台湾中央研究院王聿均教授谓“《中国流人史》内容丰富，征引翔实，所述所论，皆发前人所未发，尤能超迈流俗，成一家言”。别如李学勤、陈高华、何龄修、张博泉等诸名家，皆有好评。黑龙江日报、《学习与探索》、《社会科学战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等也均有书评予以盛誉。基于此，《东北流人史》获中国图书奖二等奖与黑龙江省优秀图书一等奖，《中国流人史》获黑龙江省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与省优秀图书一等奖，我本人也由于前书被评为省级优秀专家、省劳动模范与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
    取得上述成就与荣誉后，我并没有陶醉于此而固步自封，反之，我仍在探索着流人文化研究的深化。为此，我做了两件事情。 首先，我将单一的流人文化研究扩展成包括流人文化在内的整个客籍文化，即流寓文化的研究；其次，又将流人文化、流寓文化的研究与旅游文化结合起来，使这种学术研究转化成为旅游业服务的应用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主编了《黑龙江流寓文化与旅游文化丛书》，并于2000—2002年初陆续出版。这部书230万字，共8部，部为我之专著或主编者：《黑龙江山水名胜与轶闻遗事》、《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传》、《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年谱》、《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资料汇编》、《黑龙江流寓人士传记资料辑录》、《黑龙江历代流寓人士山水胜迹诗选》、《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此外一册《马忠骏及哈尔滨遁园》为他人所撰。这部丛书再次获得黑龙江省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今年1月又出版了《流人史流人文化与旅游文化》、《塞月边风录》、《黑龙江历代旅游诗选与客籍名人》、《增订东北流人史》。至今为止，加上我自1996年我任我省大型地方文献丛书《黑水丛书》主编后所编写的《黑水丛书》第5辑至11辑计已出版专著或主编之书31部，1500余万字。
    综上所述，自1978年进入省社会科学院后，30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与边疆（包括黑龙江）历史文化有着血肉联系的流人文化、名人文化的研究，同时致力于黑龙江地方文献的整理，还有旅游文化的研究。尽管科研经费严重匮乏，困难重重，但得到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学术界、出版界、图书馆界、新闻界），还有许多读者的大力支持，单枪匹马，孤军奋斗，终于在无涯的学海中闯出了一条路子，开辟了边疆（包括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基于此，我对政府、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对省社科院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时光流逝，年化老去，但：
         老去心犹壮，残编尚笔耕。
         攀登今未已，风雨正兼程。
    作者简介：李兴盛（1937.11——），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