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秋，我离开柳河五七干校后，回到了哈尔滨。由于我是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名“老兵”，所以在当时的拨乱反正中，很自然地被召“归队”，回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省社会科学院，直到1993年秋才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叶落归根返回南方。虽然岁月流逝人，但每当我回忆起近20年前的这一段经历，许多往事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考察农业现代化的“报春花”
    回社会科学院被安排到经济研究所后，我第一项较重大的科研课题，就是考察国营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引进美国先进农业机械试点的经济效果。
    友谊农场是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的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号称“北大荒”的第一大国营农场。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探索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途径，国家选择了这个场所属的五分场二队，由国家投资引进美国最先进的农业机械进行试点。这个试点，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仅在1979年前后的两件间，从四面八方来二队参观、考察和实习的，就达十多万人次，全国各地的许多报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或介绍情况，或对试点进行评述，一时间，众说纷云，许多媒体把它誉为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报春花”也还有相反意见的认为，这种试点是脱离了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人们对一种新生事物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是正常的。但这些观点，实质上涉及到对如何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的重大争论。为了求得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探索，在院的统一领导下，我和所内的 伟勇同志以及省国营农场经济研究所的杨荣秋同志一起共三人，深入到友谊农场，对试点的经济效果进行了近两个月较系统的考察。
    二队地处“北大荒”的三江平原中部，建队以前这里是一片原始沼泽草原，地势平坦，肥沃的土地黑油油的，在土埌学上被称为是汘育暗色草甸上，十分适宜于种植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作物，是我国北方亚寒带地区的良好农业区。二队作为友谊农场的一个基层生产单位，在全省农垦系统中，其科技力量和农田基本建设的 礎，都是名列前茅，生产水平较高，一直是全国国营农扬系统中的重点机械化生产队。
1980年初夏的一天，我们一行三人，带着自己的行装，从哈尔滨出发乘火车到达佳木斯后又改换长途汽车，经过近一天的辗转才进入二队“安营扎寨”，在我们到达后，被安排驻进队里的临时招待所。这间房舍虽名为接待外来客人的招待所，实际是一间约有四十平方米空间的大屋子，里面基本没有任何生活设备，只是紧靠墙壁有一排大火炕，可供来人们集体睡眠，室内连一张可供写字的书桌也没有，写材料时，只好爬在火炕上用一块木板垫在行李上当书桌。当时虽然已是阳历的六月初，但“北大荒”的气温使人明显地感到乍暖还寒，屋子里的大火炕，每晚还必须烧着，否则潮湿会使人感到难受。我们三人常是利用晚饭后的休息时间，到附近的田头地边去拾些柴禾，回到住处自己动手烧暖火炕。一日三餐是在队里的集体食堂，供单身职工们一起排队凭票购买饭菜，生活虽然较艰苦，但大家都被考察和探索的科研课题所吸引，所以过得也很紧张、愉快！
    我们开始工作的第一要务，就是坐下来集体研究好这次考察的基本目的、总体思路以及最后所要形成的成果内容。围绕这些内容，我们经过了反复琢磨、相互启发，有时白天没研究清楚，夜晚围坐在火炕上，面对窗外照进的明月光，继续畅所欲言，争论不休。最后在求同共存异，认识基本趋于一致的基础上，写出了章节比较清晰详细的考察提纲。
    纲举目张，按照考察提纲的内容顺序，我们逐章逐节地循序渐进。先是弄清楚每人章节的基本内容、所需要的资料以及应该说清的主要问题。有些内容是需要查找二队的历史档案；有的需要走访知情人；有的需要邀请有经验、懂农业机械技术的内行人座谈，向他们请教；有的还需要 队里掌管财务的会计一起对每项经济数字详细算帐的。这些我们都细致地做好安排，按计划地去分工完成。在此基础上，三人坐下来，大家边思考，边发言，边措词，由一人执笔记录，遇到有认识不一致的地方，就暂停下来，有需要核实情况的，就再去深入调查了解，然后再进行充分地各抒已见，等争论清楚，或至少在达成求同存异的意见后，再按照提纲顺序继续下去。就这样逐章逐节地经过了我们三人集体的艰苦努力，完成了五万余字的肯定这次试点的考察材料。初稿写出后，首先在友谊农场内部，我们共二队、以及总场的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进行了交流，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支持和认可。
    负责组织和领导这一试点工作的国家农垦部，对二队试点的经济效果极为关心和重视，当我们写出的考察成果，送交农垦部以后，很快得到了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的来信，信中的原文这样写道：“这份材料不仅以大量的数据说明了农业机械化的经济效果，而且对研究如何提高国营农场的农业现代化和企业管理水平，也很有启发。”这即是对二队引进先进农业机械进行试点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科研工作的鼓励。后来由于农垦部政研室的推荐，国家农业出版社将这份考察材料于1981年7月正式出版成书，向全国发行。
难忘的教导、关怀和支持
    在我们的科研计划中，为了对在我省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国营农场经济进行较全面、系统地认识，从1981年起，由我院经济研究所牵头，联系省国营农场经济研究所等有关单位的同志，组成编写小组，开始研究和撰写《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我们所内由我和蒋立东同志二人参加了编写组的工作。
    为了编写好这部牵涉面极其广泛的《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始终十分重视许多老前辈们在国营农场的开拓、建设和发展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当30多万字的初稿 印成册后，我们编写组的同志曾分头 书专程登门到一些老前辈的住处去看望和请教，他们中有的已离休在家颐养天年；有的还长期住在医院。虽然都已年高体弱，视力极端模糊，但对我们的工作都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积极的支持，使我们永远难以忘怀，这里只是回忆起其中的一部分。
    曾经主管过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工作、原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国家农垦部副部长的张林池同志，当他在北京的住处见到我们、知道我们的来意以后，十分热情，向我们回忆起了他所经历的垦区过去的一些重大事件，对我们所提出的在阐述垦区经济发展史中所遇到的一些难题，也都一一谈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在欣然接受了我们呈送他的《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铅印初稿后，还不辞辛苦地对全稿通篇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原任国家农垦部副部长的嘉善达璋同志，是早年黑龙江垦区的创建人之一，虽然离开垦区已二十多年，但与他谈起往事，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当我们拿出编写的铅印初稿向他请教时，他虽已近耄耄之年，视力又极端艰难，但仍欣然地答应将全稿阅完后，再向我们提出意见。结果一部30多万字的《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初稿，他从头到尾十分认真地看完后，在他认为需要修改的地方，都用书写得十分工整的毛笔字，做了详细的批改，大到有些章节的主题思想、历史事件的重要环节，小到文字上的用语、甚至错别字，都一丝不苟地进行了纠正，完全体现了一位老前辈对农垦事业的关心热爱和对我们编写工作认真严肃与积极支持的博大精神，当收到他退回给我们的审阅稿时，编写组的同志们都无不为之深受教育和感动，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深深地激励着我们的工作。
    在这些老前辈中，还有一位特别值得我们怀念的，就是曾经率领八路军359旅，创建了陕北好江南的南泥湾，建国初期曾任国家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同志。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曾亲身率领十万转业官兵，豪情满怀地高唱着：“一颗红心交给党、英雄解甲重上战场”的战歌，在北大荒的三江沃野上劈荆斩棘、踏泥涉水、趴冰饮雪，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垦荒战斗，为开创和建设北大荒上的国营农场群，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我们编写垦区经济发展史的整个过程中，当然始终不会忘怀这位为共和国的农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老前辈、老功臣。我们编写组的同志经常念道：“如果能得到王震同志的指数，该会有多好呀！”然而，他当时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这样一位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又怎能轻易去打扰哩！虽然在我们编写的铅印初稿成册以后，曾及时给他的办公室寄去一份，并表达了我们渴望能得到王老指教的心情，但也考虑到他老人家的公务繁忙，所以对我们自己的奢望，也毫无把握。
    当我们在旅往北京，征求一些老同志意见期间，一天突然接到王震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传达了王老的意见，仝意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到他北京的住处去面谈一次。
    喜讯传来，编写组的同志们都欣喜若狂。一个初冬的下午，我们满怀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来到北方西城区的一座大门紧闭的小院门前。当我们按响门铃，门卫问清了我们的身份和来意、检查了有关的证件后，铁门缓缓地向我们敞开了。进门以后，一位着装端装的中年人迎面出来接待我们，他就是王老的秘书。在他的引领下，我们进入会客室，室内陈设十分简朴，墙壁上除了一张全国挂 以外，别无他物。我们稍坐片刻，王老拄着拐杖微笑着走了进来，还未等我们开口向他汇报情况，他面带慈祥的笑容,声音缓慢地对我们说：“你们研究农垦经济发展史是一件大好事，很有价值，这段历史需要很好地整理和总结，要实事求是，在你们编写的书中，不要老是提到我，我个人所做的贡献是有限的，你们应该多写广大的农垦战士，是他们在北大荒的开拓和建设中，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应该多多写些他们的英雄业绩。这一番话，虽然不长，但使我们切身领会到一位革命老前辈高风亮节的博大胸怀，对我们既是启迪、教导，也是鼓舞，使我们久久难以忘怀。由于原来预定的约见时间有限，在听完他的教导后，我们也不可能再做详细汇报了。然后在王老的授意下，由秘书出来给王老和我们在一起拍了一张合影。当秘书送我们出门时，还十分热情地向我们强调：“王老与你们的合影，将保存于王老的工作档案中，这是对农垦事业的关怀和支持。”这张有历史价值的照片，我十分珍惜地保存至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怀和对我们的教导、激励，我们将永远牢记在心！
    出国考察
    1986年冬，我省社科院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的委托，以他们的名义组织了以赵洁新院长为首的三人考察小组，赴加拿大考察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科研情况和经验，我和当时的情报所副所长曹默同志有幸参加了这次的出国考察。
    加拿大是一个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土地辽阔的大国，我们从东到西约五千公里，对这个国家的有关科研单位进行了为期四周的考察，跑遍了它的一些主要都市：渥太华、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这次考察，收获颇多，尤其是加拿大人讲究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立足于现实、面向实际的科研内容，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进入加拿大的第一天，主人在接待我们的第一次会上，仅用了近一小时，和我们连续商办的几件事：一是征求对他们早已安排好的关于访问日程及考察内容的意见。这些内容事先都已打印成稿，每人一份，摆在会议桌上；二是替我们每人办了一份人寿保险，并且向我们解释：你们来此考察近一个月，跑的北方较多，万一生了病，有了人寿保险以后就可以随时随地免费进医院治疗；三是办理了我们在加期间由对方负责的全部经费，并向我们说明了使用的原则和意见。最后还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一套信纸和信封以及向加拿人大代表国外邮信的十份邮票，主人告诉我们：你们在外时间较长，家里一定很惦念，需要写信，给你们准备好这些用品，写完信可以随时投入邮箱，可以节省专门上邮局的时间。这次会议，时间很紧凑，问题交待得清清楚楚，而且对方出席的仅只一位负责接待工作的青年，根本没有陪会的闲人。
    有一次，我们在多伦多市访问一处社区学院，去以前看到访问的总日程表上安排的是从上午九时到午后的五时，当时我们考虑，这一整天的活动将如何具体安排，考察些什么内容，午饭该怎么解决。不料，进学院以后，接待的会议室早已放好了替我们准备好的每人一份材料，其中包括学院情况的书面介绍、学院的科研计划以及当天活动的详细程序表，程序表上注明了每项活动的具体时间及内容、由谁主持会议、谁负责引导参观什么项目、午间由谁陪同在什么地方就餐，这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具体细致，有条不紊。
    在科研方面，他们很强调立足现实、通向实际，特别是面向本国的建设和发展实际。为了鼓励和引导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向这方面努力，加拿大政府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措施：在组织上，建立有“加拿大研究协会”，会员多是全国各主要大学的教授、专家，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入会的论文内容都涉及到加拿大问题，最后由享有权威的专家们对论文进行鉴定，将优秀的论文汇集成册，印刷出版，供有关的实际工作部门考察或向社会公开发行。“协会”每两年还负责主持召开一次研究加拿大问题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邀请国外各地有关研究加拿大问题的学者、专家们参加，被邀请的对象，会前也一定要向“协会”提交自己的论文。这样的会议规定在加拿大国内开，由加方负责国外被邀请人的旅差费。
    在科研经费的开支以及科研课题的选定上，加政府也是竭力引导和鼓励开展有关加拿大问题的研究。经费的重点多是用来赞助研究加拿大问题，有的是由政府部门提出科研课题，采取类似招标的办法，在高等院校中由相关的教师、学者主动报名承担的；有的是自下而上由承担者自动提出，经上面同意列入计划的，这两种形式一般的都能享受到比较优厚的经费资助，尤其是前者，更为优先。相反，如果科研人员自我选定的、与国家现实问题没有直接关联的课题，别人虽不干预，但很少或者根本得不到外界经费的资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当今科技日新、交往频繁的国际环境中，一个民族的振兴，总是离不开向别人的长处学习。现在回忆起这一段赴加考察的往事，我依然深深地感到，外面的世界中，有许多事物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作者简介：杨遇春（1927.10——），男，湖北随州人，研究员，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