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了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的“全国百科重点社科期刊”名单，我院《学习与探索》荣列其中。入选条件非常严格在全国3824种社科类期刊中，入选102种，其中学术理论类期刊仅有15种，11种由中央、中直部门或国家重点高校主办，我院《学习与探索》是唯一的地方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时任省委副书记杨光洪、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东辉都给予高度评价。入选“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标志着《学习与探索》由北国边陲走向全国，为省社科院争得了荣誉。这是院常委正确领导和全院同志大力支持结果，也是杂志社历任主编（关士勋、孙庆林、战凤翰、房德胜）带领全社同志连续20年奋斗的结果。我是总编室主任、副主编、主编，亲历了《学习与探索》创办、发展、波折及走向全国的历程，在此撷取几个片段，献给建院50周年。
    1979年5月，我第一次到杂志社工作。那时，杂志社刚刚组建，人员陆续从四面八方调来，忙于出版一、二期。第一次全社聚会是在第三期下厂之后，大约是8月的一天中午，地点在联发2号俄式小楼二楼会议室。记得有：关士勋，首任主编，20多岁就担任合省前《黑龙江日报》总编辑，后任省政协秘书长：王雅林，创刊的主力人员，我尊敬的大学学兄，后成为全国著名的社会学专家：柳遇春，曾在省委宣传部和《黑龙江日报》工作：戢克非，原哈六中教师；牟朋文，哲研所“老人”，后为省委党校知名教授；王启忠，北大毕业生，原《牡丹江日报》记者，后出版有关《红楼梦》、《金甁梅》专著多部；董国尧，后转行专门从事文学研究；龚惠，女，后为省党史专家，年龄最小的是大学刚毕业的姜力。我在齐齐哈尔市当过教师、市委机关干部、记者，早已是“老房”了，但在杂志社的男同志中年龄最小，被叫作“小房”。那次聚会以餐餐形式进行，几张办公桌拼凑起来，大家围坐在一起，桌上摆放些干豆付、花生米、香肠、黄瓜，菜品简单，酒却没少喝。我负责开瓶，结果是喝了4瓶白酒、2瓶葡萄酒、一箱啤酒。我当过记者，大小酒会没少参加，但对大家的酒量有点吃惊。那天，人人开怀畅饮，个个笑脸盈盈，大家先是按顺序发言，酒过三巡之后都争抢着讲话，可以说是意气风发，豪情满怀。这批人包括后来的阴兆峰、战凤翰、刘捷、陈汝春、崔树人、赵恒珊等同志有两上共同的特点。一是都有较高的学历，“文革”中每个人的头上都有顶“臭老九”的帽子，受到冷淡压制，有的甚至遭到迫害，打倒“四人帮”，都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都想在这块理论阵地上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冲锋陷阵。二是绝大部分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都有十几年以上丰富的工作经验，工作能力都是很强的。《学习与探索》1979年当年出刊5期。1981年创办《学习与探索》内部版，至1983年末停刊，共出44期。1982年创办《理论动向》，全年出33期。1983年10月，创办《黑龙江省经济年鉴》，1986年更名为《黑龙江年鉴》，关于《黑龙江年鉴》下文还要专门谈及。
    我搞新闻宣传时间较长，对学术理论期刊不太熟悉，当时最突出的感觉是“胆大”。编辑部内敢于大胆议论，敢于发别人所未发，编辑敢编，主编敢发，真有股思想解放勇闯禁区的劲头。一些专栏和许多论文是站在思想解放潮流的前列的，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81年开办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研究”专栏，是国内第一家，专栏对蔑视人、否定人的价值的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道主义等敏感问题展开了大胆的讨论，吸引北京等全国各地学者参与讨论。戢克非同志每年多次进京，辛苦奔跑，结识许多学者、专家，组来许多优秀的稿件，功不可没。另一个影响较大的专栏是我编辑的“渤海史研究”专栏。1981年，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王长宽（后为社长）写了一份内参，建议重新开展渤海史研究，引起中央领导和省委领导的重视。王长宽是我大学同桌，我找他长谈一次，受到启发。由于“文革”，中国中断了渤海史研究，而韩国、日本、朝鲜等国却突飞猛进。我想，作为历史上渤海国所在省份的学术刊物有责任担起这一重任。在主编支持下，1982年7月，《学习与探索》开设“渤海史研究”专栏。我以登门拜访、书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到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的渤海史研究专家。1983年8月，杂志社在宁安县渤海镇（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召开渤海史学术讨论会。专栏连办5年，共发40多篇文章。我自己也没有料到会有那么大的反响，韩国、朝鲜、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报刊转载了专栏大部分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黑龙江日报》都以较大篇幅为文介绍。从这个专栏的实践中，我确信，小有小的优势，小刊也可以抓大问题，地方刊物也可以造出全国影响，关键在于要有特点，这对我以后当主编敢于使刊物冲国有很大帮助，树立自信心。
    办刊也有波折。1983年10月初的一天，关主编正领着我们在肇东县五站公社招待所校对年鉴。下午3点多，留在哈市的战凤翰副主编匆匆赶来，把关主编叫到院子里，两个人神情严肃，交谈许久。关主编回来后宣布，停止校对，晚饭后马上返回哈市。本来准备了一周的“好吃的”，关主编下令能吃的当晚吃掉，不能吃的全部送给公社食堂。晚餐虽然很丰盛，但是惊恐之中大家谁也没胃口。后来才知道，发表在《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出事了”。据说，惊动中央高层，某领导对该文作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各种调查组、工作组纷至沓来。有一次，我进到关主编办公室请示工作，正好听到关主编向《人民日报》调查组的同志打听一个熟人情况，只见调查组同志板起面孔，冷冷地说：“关士勋同志，我们来这里是找你核实问题，不是叙旧来的”。我一看这架式，觉得问题真的很严重，但对那位同志的态度很反感。责任编辑戢克睡不好觉，两眼通红。外边又盛传《学习与探索》要停刊，一时人心惶惶。说来奇怪，越是挨批，《学习与探索》的知名度越是蹿升，各地学人都在找《学习与探索》，每天求购的电话铃声不断，《学习与探索》一时洛阳纸贵。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办刊物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尤其是主编，胆子要大，但也要注意宣传纪律。10年后，我当了主编，警钟长鸣，每期组稿发稿，真的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凡是新设专栏，开办专号，我都要亲自组织论证，专栏的问题实质是什么，有几派学术主张，代表人物是谁，有无负面效应。专栏办起后，我还要跟踪观察，注意各种反应。凡是重要稿件，特别涉及敏感问题的论文，我都要亲自详细审读，有时看稿到深夜一两点钟。实在拿不准的，请教专家或上级审读。我严格坚持“三审制”，不敢“简化”程序，以防忙中出错。
    我是1989年3月第一次离开杂志社的，当时高骞院长分管杂志社，1979年秋天，我曾随他和关主编去省内调研，高院长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有时来杂志社直接到编辑室和大家聊天。1988年秋天的一天，他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去院办工作，我不加思考地回答，我不愿意，因为我真的不喜欢行政管理工作。当时，高院长不太高兴，但也没说什么。1989年3月，院里直接下令，我不得不离开杂志社。说来也挺有意思，自我之后，刘爽、王刚、张磊相继到院办当主任，据我所知，都是不大情愿去但又都干得很出色。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杂志社出院办主任，我想这只是巧合吧。在院办工作的四年里，接触高院长比较多。高院长事业心强，为全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发展精心谋划，大胆探索；他亲赴科研第一线，带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科研骨干；他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廉洁奉公。虽然高院长已去世多年，但是他永远值得我学习和尊敬。当年，孙庆林主编也不同意我走，几次表态要求把我留下。孙主编是从省委宣传部调来的，对工作兢兢业业，为人真诚善良，他退休后曾几次向上级建议调我回杂志社。可惜，他走得太早，他病重时我多次去医院看望他，每次他都紧握我的手不愿松开。
    1993年，我第二次到杂志社工作，12月，省委任命我为主编。除王启忠、张慧彬和我年龄较大外，其余都是年轻人，刘爽、丛坤、李波、王刚、张磊、冯向辉都在30岁左右，后来的张奎志、高云涌、崔广斌、那晓波年龄也不大，这是一群朝气蓬勃、富有上进心、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忠实肯干，有奉献精神，为杂志社的发展都作出了很大贡献。说实话，从我回来的那一天起，我就有决心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把杂志社工作向前推进一步。我曾在杂志社工作过10年，对它的内部规律比较熟悉，又离开4年，以旁观者的角度对它关注，所以，我心里是有数的。我当主编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坚持刊物特色，打造“学术净土”；大力拓展杂志社的生存发展空间；抓质量精益求精；加强队伍建设，培养人才。
    坚持刊物特色，打造“学术净土”。创刊15周年和20周年的时候，国家领导人和专家学者有许多题词，我非常珍惜，并常常学习、揣摩，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胡绳先生的题词“勤于学习，勇于探索”和梁 衡先生的题词“写文章要有新思想，办刊物最求有特点”。《学习与探索》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点，正确而又明确的“四性”办刊方针，即“原则性、学术性、探索性、时代性”。第二点，努力站在理论发展前沿，敢于回答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第三点，积极发现、培养、团结中青年作者，被誉为中青年理论家的“摇篮”。第四点，注重编辑队伍建设，明确提出“既要出优秀的精神产品，也要出优秀人才”。杂志社从主编到编辑，严以律已，以质取文，用创收的钱补充办刊经费不足，打造“学术净土”。
    拓展杂志社的生存发展空间。我在1993年回来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经济危机，债主逼门。当时，杂志社经费非常困难，上级拨付经费的标准还是1984年的标准，10年间，工资、印刷费、纸张费、稿费轮番成倍上涨，负债累累。第一个打上门来的是北京某印刷厂，同来的有北京海淀区法院两位法官和海淀区一位张姓律师。一行4人手拿一本厚厚的“证据”，气势汹汹，不仅要杂志社还清所欠印刷费，而且还索要滞纳金、利息、名誉赔偿费等，算起来比实际欠款多一倍。我抓住该厂交货不及时的问题也针锋相对索赔，双方辱枪舌战斗了两天，打个“平手”，最后他们只要实际欠款，我也不再要索赔。接着，道里区法院、绥棱县法院也派人催要欠款。我经常几夜睡不好觉，思谋拖延的对策。李波跟着我忙乎，也没少上火，总算暂时搪塞过关。我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经费问题，也就是解决杂志社的生存条件问题。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向上要。当时，院里也摊上“官司”，连通勤车都被人家拉走了，根本没有能力帮助杂志社。“无知者无畏”，我不认识省财政厅任何人，也不懂财政拨款程序，只身闯到省堸政厅文行处，向处长大讲刊物如何重要，大讲受传讯之苦，这位处长被我的精神感动，告诉我应如何办理。在院党委支持下，由于黑龙江年鉴编委会主任杜显忠、任谭方之的帮助，省财政一次性补助15万元，又连续三次大幅度提高《黑龙江年鉴》出版补助标准，还拨专款改善办公条件。1996年，杂志社购买了价值国0万元进口面包车，还为每位编辑配备了电脑。另一个办法是自力更生，努力创收。为了调动积极性，我们把责任、权利、利益结合在一起，很快，《黑龙江年鉴》的发行量和广告数量大大增加，经济效益明显。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不仅还清了所有的欠款，而且能够提前支付印刷费，有实力让编辑去外地开会、组稿。创收，非我所长，更非我愿。我认为，创收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政策的调整，创收将是一个渐去渐远的历史名词。在解决生存问题的同时，我也想办法扩大《学习与探索》在全国的影响。1995年10月，我们决闯一闯“上海滩”，在上海召开作者座谈会。会前，作了周密研究，刘爽、王刚、冯向辉联系了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市社科院、杭州大学等单位的24位专家学者。我原以为“海派”作者不一定瞧得起《学习与探索》，没想到24位作者都按时赴会，热情发言，我和王启忠编都很高兴，这些作者当时都是有一定名气的中青年学者，现在有的已成为大师级人物，至今还与杂志社保持联系。1998年4月，我们又在北京召开“京津地区作者座谈会”，地点在我省驻京办事处。办事处副主任、作者沈检江热情相助。张慧彬、丛坤两位副主编及张磊、王刚、冯向辉、常绍荣、姜力等会前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范洪才书记、曹志锐副院长亲自到会指导，开会那天早晨，又下起雨，他们问我：“今天能来多少人?”我知道，邀请的都是全国一流专家学者，他们大都有晚睡晚起的习惯，又下雨，所以我说了个保险数，答道：“可能来三四十人吧”。到会场一看，黑压压的坐满了人，后来一算，发出85份请柬，来了87人，其中2人是闻讯主动参加的。中宣部理论局、国家新闻出版署期刊司的负责人也到会并讲话。会议十分成功。范书记一直积极支持杂志社工作，对我个人也很关心，1992年当我最困难的时候他到家看望我，体现出领导对下属的爱护和同志间的真诚友谊。
    抓质量精益求精。有两项工作，我一直抓紧不放。一是组稿，年初各编辑室就列出计划，一定要抓到好稿，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办起来很难。似乎论文很多，发不过来，但是行内都知道真正的上品论文是很少的，能否组到好稿是编辑最重要的本事。二是差错率，绝不能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杂志社学习空气很浓，除内部自学、集体讨论外，凡上级组织的业务学习班，每一次都派人参加，我自己也以一名普通学员的身份参加培训。1996年10月，省新闻出版局组织了一次现场业务考试，我派三名小将张磊、冯向辉、王刚参加，他们在126个参赛单位中脱颖而出压得第一名。1998年，国冢推行“中国学术期刊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我们结合本刊实际在太阳岛集中讨论5天，剩下8个疑难问题，我和李波去北京直接找到制定“规范”的专家当面求教，2000年，在全国规范研讨会上，我作为大会的四个典型之一发言，我写的论文也被评为一等奖。《学习与探索》在《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及其他报刊的转载率节节上升，居于全国同类刊物前列。例如，1994年第3期发表论文22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17篇。连续三年有五个专业进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学习与探索》1995年被评为东北三省优秀社科期刊，1997年被评为黑龙江省社科期刊一等第一名（学术理论类）。1998年，我作为中国期刊代表团一员访美时，在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看到了收藏在这里的《学习与探索》，它的影响已超越国界。
    加强队伍建设，培养人才。杂志社的同志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共识：《学习与探索》是大家荣辱与共的事业。为了这份事业，大家心甘情愿贡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心血，为了这份事业，大家心甘情愿地把可以作为福利的创收收入用到办刊上。缌的同志会发现，每次全院开大会，离院最远的杂志社总是第一批到达，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七一”歌咏，植树造林，杂志祉每次都积极参加，人数齐，热情高。每年召开一次的全省年鉴工作会议，涉及全省13个市地、60多个县及几十个省直单位，复杂的组织工作、会议的文字材料及会务工作，都是由杂志社自己承担。每两年召开一次全省年鉴研讨会，组织大家去山东养马岛、大连、南戴河等地，2000年承办全国年鉴工作会议还去过俄罗斯的海参崴。应各地方政府邀请，去过大庆、伊春、林甸等市县集中校对年鉴。为使编辑接触实际生活，常支部还组织大家去宝泉农场考察，乘船在黑龙江上畅游。每逢节假日，大家都愿意聚在一起，小酌一番。1997年7月，我们在南戴河煤矿疗养院召开全省第四次年鉴研讨会。我说，这次不外请专家我们自己讲。慧彬、丛坤、王刚、张磊、冯向辉登台讲课，讲得都很精彩，他们的学识与口才令到会代表惊讶和称赞。又组织联欢晚会，王刚一身深色西装，张磊一袭淡黄色长裙，两人主持得有模有样。为了感谢家属长年对杂志社工作的支持，在代表散去之后，我们邀请全体家属来南戴河度假。晚餐特意为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只大螃蟹。有位家属还以“敢问路在何方”的曲调重新填词赞扬杂志社，气氛融洽热烈。晚上，我们三三两两散步在海边的沙滩上，朗月清风，微有醉意，此情此景，终生难忘。共同的事业使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次评职称，三位同志都合标准，但上级规定每单位只能评一名，两位年轻的同志虽然优势更大一些但都主动让给年龄较大的同志。从1996年起，杂志社常支部连续被评为院优秀党支部，并成为省直机关先进党组织，杂志社还是当时全院唯一的省文明单位。多位同志获国家、省、院的各种荣誉称号和奖励。技术职务评聘获评率一直较高，最年轻的正高职连续三次都出在杂志社。在出色完成编辑任务的同时，一些同志还出版专著，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较高水平的论文。院领导多次称杂志是“院里的最放心单位”。同志们的进步，归功于党委的领导，归功于每一个人自己的努力与付出。我把自己定位于工厂车间里的一个带头干活的小组长，我所做的只是公正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同志，不埋没任何一位同志的贡献。
    法国哲学家巴斯德说过：“机遇总是表睐有准备的头脑”。机遇也终于降临《学习与探索》。1997年，为明确全国社科期刊重点和“主阵地”，经中宣部批准，国家新闻出版署，首次开展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评选工作。1997年秋，国家新闻出版暑分兵几路到各地调研。在省新闻出版局的推荐下，调研组来到杂志社，我作了一个半小时的汇报。调研组对《学习与探索》的特点印象很深，据说，调研组在给中宣部、出版署党组的书面报告中曾有一段专门谈及《学习与探索》。后经省局推荐，专家评选，新闻出版署确认，中宣部批准，《学习与探索》终于入选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长篇通讯“伴着真理走来”，介绍《学习与探索》《中国报刊月报》、《中国期刊协会通讯》、《黑龙江日报》也为文介绍。喜讯传来，全社同志欢欣鼓舞。我和副主编张慧彬、丛坤头脑还算清醒，我们知道刊物是有很大进步，但没有那么好，“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获悉获奖消息不到一周，我们就组织全体编辑开会，摆上全国和省内兄弟期刊，专门研究别人的长处和我刊的不足，以谦虚的态度继续努力。2003年初《学习与探索》又入选“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社科期刊”。不久，我就退休，离开了主编岗位。

    这里必须谈一下杂志社所办的另一本刊物《黑龙江年鉴》。《黑龙江年鉴》原名《黑龙江省经济年鉴》，创办于1983年，是时任《学习与探索》主编关士勋在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杜显忠等领导同志帮助下率领杂志社同志自主创办的，主要参考日本的《北海道年鉴》。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第一部省级地方年鉴。当时，全国只有6种专业年鉴，《黑龙江年鉴》的创办对全国地方年鉴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带头作用和推动作用。现在，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省会城市、部分地级市、部分县区都有自己的地方综合性年鉴。据2009年末不完全统计，近1000种。《黑龙江年鉴》与全国其他年鉴在体制上有所不同，其他年鉴都有独立的编辑部，一般配备10人左右，《黑龙江年鉴》则完全利用《学习与探索》的人力，为国家节约10个左右的事业编制和大量的行政开支。我在1997年就派人去北京国家工商总局为《黑龙江年鉴》进行商标注册，省社科院和杂志社拥有《黑龙江年鉴》的知识产权和商标注册权。《黑龙江年鉴》的质量逐步提高。1996年，《黑龙江年鉴》获黑龙江省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4年获全国地方年鉴评比一等奖，并获“中国年鉴奖”。《黑龙江年鉴》在全国年鉴界拥有较大的影响，2001年，在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副会长。我认为，《黑龙江年鉴》对杂志社的发展，对全院工作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他是省社科院为省委省政府服务的重要窗口，是省社科院联系各地市、各省直单位的重要通道。它为杂志社带来固定的出版补贴和一定收入，可以增强办刊实力。它有助于培养锻炼编辑人员的工作能力，《学习与探索》主要联系学术界人士，《黑龙江年鉴》则联系政府公务员和企业家，在不同的环境中培养锻炼编辑的全面工作能力。
    2003年5月，我退休的第二天，曲伟院长打电话给我说，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的统一裂土分茅是，省政府准备编纂《黑龙江百科全书》，让我搞个工作计划。恰好，《中国大百科全书》二版编辑部主任孙关龙送我一本他写的《百科全书学》，我就参照此书用两天时间写了份工作计划，很快得到省政府批准。2003年8月，省政府聘任曲伟院长为《黑龙江百科全书》主编，我为编兼执行主编，丛坤为副主编。省政府领导对该书十分重视，宋法棠、栗战书先后任该书编委会主任，并拨专款。杂志社的部分同志李波、王刚、张磊、那晓波、房宏琳等参加编辑。其间，一些同志的工作岗位发生变动，有的还担任新单位的“一把手”，工作很忙，但是他们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和丛坤负责该书的日常工作，拟定编写大纲，制定条目、文字规范，初审并参与终审全部图文稿、监印全书直至出版发行。在编委会和曲伟主编领导下，组织全省500多位专家、实际工作者倾力协作。2007年5月，《黑龙江百科全书》出版，省政府领导及全省各地有关人员近200人参加首发式。该书体现了新的先进编辑思想，受到省领导和读者的好评。
    我本人获得的荣誉主要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二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黑龙江省首届十佳出版工作者。老实说，我并不在意个人荣誉，甚至还有点“害怕”。我不满30岁时就当过齐齐哈尔市劳动模范，领导给戴大红花披红绶带，专门派台解放大汽车，敲锣打鼓送我上会场。当时，太年轻，脚跟有点发飘，很快遇到波折。我常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还有点道理，所以，我只想好好工作，远离“虚名”。回到杂志社后，我就宣布我不参加院内任何个人荣誉的评选，给年轻的同志更多的机会。1998年那次评选“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开始时我没有报名而是推荐另外一位同志。初审名单时，王宝秀局长、齐铁健副局长发现我没报名，很不高兴。当天晚上10点多，期刊处周新华处长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匆忙之中，我的申报材料写得不够好，十几年后我才知道是时任期刊处副处级员的战继发帮助整理成型。我一直没有机会感谢他们，在此向王宝秀、齐铁健、周新华、战继发等同志表示谢意；齐铁健同志已经故去，但是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真诚相助的精神，值得我永远学习。全国百佳出版者颁奖大会在北京河南大厦举行，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版协的领导颁奖，见到许多全国知名的出版专家，气氛很隆重，热烈，但是，我真的很淡然，总想起普希金的诗“一切都是暂时，转瞬即逝”。我想，在人生的长河中，荣辱是非平常事，浪花一朵，很快就会消失，唯有人格长存。
    2005年5月，我把办公地点转部大楼的黑龙江百科全书编辑部，从此，我告别了工作22年的寻座灰色的小楼。为了不惊扰大家，也不愿经历那种告别的场面，我特意选在一个星期天，让我爱人给我在小楼前拍了一张照片，以作纪念。我想起徐志摩的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回顾在省社科院28年的工作历程，尽管有许多遗憾，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风可以说：“我尽力了”。
    我和我的爱人陈春英是大学同班同学，在职时都很忙，几乎没有一起出去的机会。2003年，她也从省妇联副主席、省政协常委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从这年起，我们每年都要出去两次旅游。去张家界看险山峻岭，到九寨沟听潺潺流水；去绍兴、上海拜访鲁迅先生诞生和逝世的故居，到凤凰城坐在沱江边“吊脚楼”上探究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奥秘，在亲近大自然的过程中领略生命的真谛。在生命的晚霞里，我不会忘记那些劳累与欢乐的时光，我祝福《学习与探索》继续前进，创造超过以往的新业绩，祝福曾经在杂志社工作过和正在杂志社工作的所有朋友人人幸福快乐。
    作者简介:房德胜（1942.8——），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编审，省社科院学习与探索杂志社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