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导致了原来意识形态体系的彻底瓦解。俄罗斯史学伴随着国家命运的起伏兴衰，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对人们重新认识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代俄罗斯史学在危机、反思与重建的过程中，正在形成新的史学范型。这一范型既不同于苏联史学，也与当代西方史学有着很大差异，是传统与现代不断交锋、各种思潮和流派相互较量的结果，反映了学者对俄罗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处位置和发展前景的深刻思考。本文拟以此为重点，对当代俄罗斯史学的发展变化，以及未来走向作以探讨。

       一、20世纪90年代的史学危机

       苏联解体使原来的意识形态体系迅速瓦解，苏联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出现的“重评历史”和“填补历史空白点”的浪潮，这时已经发展成对苏联70年历史的整体否定和对苏联史学的全面讨伐，由此而加剧了“史学危机”。伴随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在强大的广泛展开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苏联、把苏共当作‘犯罪的’党来败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当作反科学的教条来诋毁的时候，很多共产党员放弃了自己的阵地，人民在政治上失去了方向。” 
      1992年以后，全部苏共档案转归俄罗斯档案局管理，大多数档案予以公开，对解密档案的研究成为当时历史学家的重要课题。《历史问题》杂志用相当的篇幅刊登了一批俄国及苏联时期未发表过的重要档案资料，《往事》、《环节》等杂志也发表了大量档案资料。例如《不为人知的俄罗斯（20世纪）》的办刊宗旨就是：“努力为研究者和细心的读者提供思考空间，让他们自己去体会俄罗斯历史的错综复杂性”。 1992年，专业的史料期刊《历史档案》和《史料》在莫斯科创刊发行。
      在这一时期，各类名人回忆录、访谈录、历史笔记，以及一些在苏联时期遭到镇压的历史人物所写的著作得以公开出版。这类著作的作者大多是编辑、记者、自由撰稿人，而严肃的历史学家则很少。例如，原《新世界》杂志记者В.Я.拉克欣的《新世界：赫鲁晓夫时代•日记与随笔（1953—1964）》 ，反映了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特别反映了当时的史学和文学活动。再如，20世纪20年代初出版的А•Г•什里亚普尼科夫写的《十七年的前夕》 ，对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的尖锐矛盾与革命运动的复杂过程进行了记载和描述。在该书新版前言中，编者写道：“从30年代起什里亚普尼科夫的名字就从苏联国家的历史中被删除，而他的著作却成了特殊的档案财富。只有在给他恢复名誉的今天，读者才有可能了解这部回忆录，重要的是回忆录的作者并不是1917年二月革命的普通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加者。” 这类著作通过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披露了历史的真相，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受，其史料价值对于重新研究那一时期的历史有一定意义。
      但是，相当一部分作品充斥着对十月革命、对苏联社会主义、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嘲讽和攻击。一些作品观点偏激，根据西方在不同历史时期散布的谎言，编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故事。例如，Вл.卡夫托林著《走向悲剧的第一步》 、В•茹赫拉伊撰写的历史著作《沙皇暗探局的秘密：冒险家与奸细》 、 A.H.科列斯尼克撰写的《关于斯大林家庭的神话与真相》 等等。这些将政论、回忆、访谈、史料混为一体的作品，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为旗号，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歪曲和丑化祖国和民族的历史，实际是采取较为通俗的方式吸引读者，将历史虚无主义直接扩散到广大群众中，由此进一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但是，与叶利钦等激进派的预期目标相反，在社会秩序基本失控的情况下，经济改革屡屡受挫，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和问题接踵而至，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批评急剧增多，怀旧情绪开始出现。曾经答应在苏联解体后对俄罗斯经济转轨予以支持的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时对自己的允诺尽量回避或者大打折扣，多数援助计划成了一纸空文。在西方为“冷战”的胜利而庆贺时，俄罗斯却只能承受国势日衰的事实，这种大国地位丧失的屈辱，使人们对美国和西方的态度开始转变。在这样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俄罗斯史学经历了从危机、困惑，到理性反思的曲折过程。
      在自由主义改革时期，历史虚无主义不仅反映在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上，同时也波及到整个俄罗斯的历史，不仅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否定，也包含了对俄罗斯传统文化和精神世界的否定。正如利西奇金所说，“改革末期的突出特点是彻底摈弃苏维埃的过去，抛弃父辈、祖父辈和曾祖父辈为之奋斗的事业，宣布与那些曾在各条战线上为了未来而战并不惜献出自己全部力量乃至生命的人脱离关系。” 经历了90年代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危机，许多学者都不得不深刻地反思已经被毁坏殆尽的传统意识形态的理念和价值，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表现出质疑和反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学者开始关注如何对待已经被搞乱了的历史，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列宁、斯大林等历史人物。这就是世纪之交，人们对历史研究开始重视，在俄罗斯出现重评历史热潮的根本原因。为了能够“找到振奋人心的民族思想，加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联系”， 许多历史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俄国社会深层结构的历史，在批判继承俄国史学传统的基础上，探索俄罗斯历史过程的特点与规律。

      二、面对现实：反思历史与史学重建

      进入新世纪，俄罗斯国家在普京政府的领导下逐步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恢复和发展时期，历史研究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从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看，主要有以下进展：
      首先，普京政府对科教文化事业重新予以重视，促进了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普京在2003年与历史学家会晤时谈到，要“很好地保存我们的古文献遗产”，同时，现代的大、中、小学的课本，“还是应该阐述历史事实，它们应该起到教育的作用，特别要在青年人中培育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和自己国家的自豪感。” 近10年来，俄罗斯历史学领域的科研经费有所增加，图书资料、文献档案、科研设备等基础建设进展加快，各种专题和不同规模的学术会、报告会频繁举行，进一步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也可在多方资助下得以出版。
      其次，在新出版的历史著作中，许多学者通过使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力求学术上的突破和创新。例如由И.М.萨维里约夫和А.В.波列塔耶夫撰写的《历史与时间：在失落中寻找》、E.C.谢尼亚夫斯基撰写的《战争中的人：历史心理学纲要》、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俄国文化研究室集体编写的《19世纪俄国文化史纲：社会文化环境》、Е.Б.扎波罗特涅、В.А.卡梅宁撰写的《第三个千年前夕的俄罗斯历史科学》、Б.Н.米罗诺夫的《俄国社会史》、B.A.费多罗夫的《俄国史（1861—1917）》 等等。这些著作反映了学者在社会急剧转型之时的历史反思，尽管视角、观点和方法千差万别，但主要的还是在尽量占有更多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事实的挖掘与考证，对历史特点与规律的理性思考。
      第三，史学理论研究比较活跃，加快了史学观念的转变。例如，由著名历史学家В.М.谢维林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史学：视角、思想和观点，（19世纪末到1917年）》 ，试图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对20世纪初的俄罗斯史学进行分析和评价。再如，俄罗斯《近现代历史》杂志2002年第2期发表的历史学博士、俄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研究员А.С.谢尼亚夫斯基的论文《历史科学的理论问题》，  集中介绍了莫斯科大学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情况，介绍了他们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和创办的信息通报《历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在该杂志中，介绍了“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即：总结国内外历史认识论方面的经验，在历史研究中采用相近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当代世界的史学流派和历史理论、思想、观点的最新状况及趋向做出研究和评析。该中心在成立后不久，即以《作为历史认识范畴的‘历史时间’在今天的作用与地位》为题进行了学术讨论。由А.Л.亚斯特列彼兹科伊博士提交的《现代文化传统语境中的新史学》的报告，就当代西方新史学的产生、发展与转折，以及历史认识论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要从“文化结构”出发，去理解历史现象、历史上的群体活动和个人行为。Г.В.基维什维利在题为《世界历史分期与资本主义的形成问题》一文中认为，采用传统的历史分期的标准，对不同文明的历史未必都适用，应从广义的文明进化过程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合理性。А.К.索科洛娃博士在《近代俄国社会史：方法论与史料学》一文中，对社会史领域的观点和方法进行了评析，认为，必须更深入、广泛地研究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在历史科学发展的任何阶段，历史认识的方式、方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该中心举办的“圆桌会议”上，讨论了历史与时间问题、俄国历史进程特殊性问题、自然地理与气候因素对俄罗斯的历史作用问题等等。 这种主题明确，内容充实的学术讨论，从理论与方法论层面推进了当代俄罗斯史学研究的发展。
      第四，计量史学在历史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2002年8月，在波兰波兹南召开了以历史信息学的主要方向、历史信息学的方法和方法论问题为主题的“第十五届历史与计算机国际会议”，侧重研究了信息社会中的历史人口学问题。 会上，俄罗斯学者的发言引人注目。В.Н.弗拉基米罗夫和И.Г.西林的报告题目是《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历史人口研究》，他们运用信息技术，对历史人口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并认为这方面的工作应引起政府和历史学界的足够重视。А.安德列耶夫、Л.博罗德金和М.列瓦多夫斯基在报告中，使用历史信息学的数学方法分析了俄—日战争和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股票交易所行情的变动。圣彼得堡俄罗斯民族图书馆的Т.И.菲利莫诺娃和Л.В.叶梅利亚诺娃作了题为《档案研究的计算机方法：‘交存’信息检索系统》的报告，提出，“提供电子档案信息应该符合历史上形成的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要求，以及必须以文献原作的史料学考证为前提”。俄罗斯学者的这些报告表明，在使用计量方法的近半个世纪中，他们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提出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传统史学方法所难以想象的。
      在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逐步与当代国际史学接轨的过程中，俄罗斯学者对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新史学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们不仅广泛吸收了西方史学的有益经验，同时对于诸如抛弃了总体史的“历史碎化”现象、“计量史学的公式图表化”和“叙事史的复归”等等，也有了自己的独特认识和价值判断。  

      三、当代俄罗斯史学状况及走向

      对当代俄罗斯史学进行分析和判断，从目前来看还存在许多困难。苏联解体后史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与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状况和民族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有一定的内在规律性。
      首先，对苏联历史和对斯大林的评价出现新变化。近年来，在国家遭受了严重挫折之后，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比较冷静地思考过去，对那种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否定列宁、斯大林的作法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变化是从普通百姓的朴素怀念，发展到历史学家从理论上较为深刻的阐释。2001年11月7日，俄罗斯社会和民族独立问题研究所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有50%的俄罗斯人肯定“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67.6%的人肯定了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 2006年，在列宁逝世82周年之际，俄罗斯《消息报》发表了学者格奥尔吉•伊利乔夫的纪念文章，其中指出：“革命不是照单订制的。你不能怀疑列宁作为世界革命先驱同时所具有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十月革命’从民族灾难中挽救了俄罗斯。如果革命失败，俄罗斯可能建立法西斯政权。正是由于革命，俄罗斯很快从一个地处偏僻的落后国家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心。从根本上说，‘十月革命’及随之诞生的苏联是我们，作为人民对世界历史和文化的最大贡献。作为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早尝试，可能‘十月革命’的真正意义还没有显露出来。” 
      这一重要变化也直接反映在教科书的编写上。2007年，由安德烈•菲利波夫主编、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批准的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出版，它是苏联解体后第一部较为客观公正反映和评价苏联历史和人物的重要著作。早在2003年，普京就提出：“过去史学家过于强调历史污点，造成书刊和教材中有大量糟粕和泡沫，必须剔除这些糟粕、去伪存真。”此后，在会见《俄罗斯现代史》一书部分作者时，普京进一步指出：“由于过去人文科学和历史教育领域的混乱，造成俄罗斯国内历史教科书内容及版本混乱，不能客观反映国家现代历史事件，许多有外国背景的教科书充斥诋毁俄罗斯的内容。”因此，“必须对出版的教科书承担责任。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教学标准，鼓励编写和出版新的历史教材。绝对不容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的历史。” 因此，该书的明显特点：一是强调俄罗斯历史从沙俄到苏联到俄罗斯联邦的连续性，不是割断历史，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对祖国的自豪感；二是注重历史资料，一切结论均从史料出发。由于该书的权威性和普京总统的关注，因此就具有了官方色彩。
      该书对苏联70年的历史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这个因战争而濒临消亡边缘的国家，能够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在探索宇宙、和平利用原子能、大规模建设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就” ，因此，“苏联解体并没有命中注定的必然性”，而是“被改革唤醒的活动家的政策和改革者们自身的错误，导致苏联的不复存在” 。该书引用了丰富的“同时代文献资料”和实录的“实际情况”，从国民经济恢复、战后科技发展、民族政策等方面，对斯大林给予了重新评价，一方面肯定了斯大林的巨大功绩，同时，也指出了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问题。该书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戈尔巴乔夫倡导“民主化、公开性”所造成的意识形态混乱、经济改革的失败、叶利钦的《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解决民族问题的失误、多党制原则导致的苏共领导权的丧失，应该是苏联解体的基本原因。该书的出版已经在俄罗斯国内学术界引起较大震动，　表明俄政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对祖国历史的评价已经有了新的看法。
      2003年3月4日，曾经是持不同政见的学者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可以断言，没有列宁，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没有斯大林，也就不会出现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社会。” 一些历史政论性著作先后出版，对斯大林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做出的功绩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评价。如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罗伊•麦德维杰夫兄弟的：《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等等。因此有学者指出，“今天俄罗斯年轻人对斯大林主义兴趣的增长和试图重新评价历史，是俄罗斯现实存在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反映。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希望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感情。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了对斯大林的向往。” 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斯大林对传统东正教的支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宗教政策；斯大林流放少数民族的具体的历史原因；斯大林在制定民族政策中，强调要以俄罗斯民族为支柱，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一系列论述等等。 学者们认为，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首先要澄清某些重要的历史事实，对强加给斯大林的罪名，要认真地根据历史资料加以研究和甄别。在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地位时，学者们更多地是从苏联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当时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形势来思考，其中许多新的认识来自于对俄罗斯历史的深入考察和研究。从这一侧面可以看出，随着对俄、苏历史研究的深化，人们对俄罗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征究竟适应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等等都将有新的认识。当然，近年来俄罗斯出现的“斯大林热”，是以爱国主义和尊重历史为前提的，因而不可能是历史上“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重现，而是客观的、理性的，发自内心的情傃表达，因此，人们对斯大林所犯的“大清洗”等错误仍然是持批判态度的。
      第二，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经过苏联解体的阵痛和对苏联史学的反思，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要推进历史学的创新和发展，不仅要批判传统史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解释和应用，更重要的是应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建设。并且，这种建设绝非仅仅是少数史学理论家的事，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必要在这一过程中，使自己的历史观念不断地得到更新，积极参与并推进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发展。俄罗斯哲学博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国际编辑委员会主席格•巴加图里亚在2004年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说：“如同一切科学理论一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引起争议的论点。我认为，它的基本原理之一劳动价值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加以扩展和深化。但是马克思理论是人类思想的伟大成果、巨大的精神财富，即使在当今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代，也不可能忽视它。应当把这一遗产的积极内容从庸俗化的积层中清洗出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世界上的一切变化和当代科学认识的一切成就加以发展。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 
      许多著名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不很好地解决诸如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的关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西方史学理论与俄罗斯史学发展的关系、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关系等问题，就无法重建科学的史学研究体系，因而也就无法从历史的角度回答俄罗斯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俄罗斯哲学家斯焦平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对世界历史的道路给出了多种选择，在以技术型文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也仍然如此。他说：“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多种路径中划分出其中一条并将其确定为人类进步的主要方向后，把这条路径是否与其他的与之并存的路径有关这一问题遗留给那些追随自己和反对自己的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形态分析方法是不够的，必须对不同文明发展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过渡的分析加以补充。” 这就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价值，以及实践性特点，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各科学领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理论，在吸收和改造其他一切史学思想和流派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研究和回答现实世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过程中，将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第三，研究范围迅速扩大，形成了覆盖人类社会生活多领域、多层面的网络系统。关于人和人类历史以及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占有重要位置。例如，社会史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主要是：社会人群结构方面如人口史、劳工史、移民史、妇女史、儿童史、侨民史、流放史、盗匪史、社会阶层史等；社会生活方面如婚姻史、饮食史、生活史、服饰史、疾病史等；精神生活层面如教会史、心态史、风俗习惯史、党派史、文化史等。这其中有些是过去曾经进行了深入研究的领域，如劳工史和农民史等等，但由于理论与方法的不断更新，而使研究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侨民史、盗匪史、心态史等等则弥补了历史链条上的缺失和空白，使社会史的研究趋于系统和完整。
      第四，批判地吸收西方史学理论成就。苏联解体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对外开放，历史学摆脱了自我封闭的状态，逐步扩大了与国外史学界的交流。俄罗斯在不断的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于如何根据本国的国情，吸收和引进西方史学理论一直是学者不断探讨的问题。冷战时期的封闭不仅是导致苏联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同时，对于现代西方史学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苏联学者也大多是将其作为资产阶级史学来加以批判。苏联解体后，学者们将国外所有重要的史学成果翻译成俄文在国内出版，对于新史学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各种曲折作出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并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用批判性地眼光，比较恰当地运用引进的理论与方法，并努力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式。学者们普遍感到，正像俄罗斯的文化理念和政治传统不可能完全融入西方一样，俄罗斯的史学观念也不可能成为西方史学的翻版。 
      第五，历史研究呈多元化发展方向。与目前俄罗斯社会思潮纷呈的状况相适应，在历史研究中各种相互矛盾与对立的派别不断交锋。欧亚主义、民族主义、斯拉夫主义、自由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等思想观点充分地反映在学者们的著作中，各种思想流派的论争，成为各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意识形态反映。例如，新自由主义派史学家Б.Н.米罗诺夫在其二卷本《俄国社会史》一书中，提出“俄国历史进程的发展性和正常性”观点，认为这种“正常性已经保证了俄罗斯即将拥有幸福安康的生活、法制国家、公民社会和文明所带来的所有福利” ，“假如不爆发1917年革命，这一进程也许会延续下去，……。不幸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改变了俄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遏制了业已初露端倪的发展趋势。” 正是“革命的泥潭湮没了两个世纪以来俄国现代化所取得的诸多成就”。 当我们用唯物史观对这一“假设”进行分析时就不难看出，上述观点不仅回避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潜在的种种危机，用民主、法制、公民社会的建构过程，掩盖了俄国社会的内在矛盾，粉饰了20世纪初俄国内外交困的基本事实，同时，也否定了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历史功绩。米罗诺夫自由主义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对西方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的过分理想化，已经被本世纪以来，俄罗斯国内私有化进程中出现的尖锐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资本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危机所证实。甚至连美国学者也认为：“任何时候，都要对衡量‘合理性’的标准深思熟虑，没有必要，而且任何人也不应该推测，西方模式是理想的或者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终极阶段。” 而且，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并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也已经证实，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破产也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危机是难以克服的，《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论述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尽管各种思想流派交锋激烈，但大的趋向是，从苏联解体之初的对西方世界的推崇到对西方及其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通过强调俄罗斯历史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探索符合俄罗斯特点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自然，在这种多元和相互对立的学术派别中，有些是反科学的，或是仍旧在鼓吹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但是，代表俄罗斯民族进步力量，为国家的富强而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将成为各学派和思潮中的主流。
      总的来看，当代俄罗斯史学，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经历了从迷惘困惑到理性反思的曲折过程，正在形成尊重历史、崇尚理性的时代特征。普京在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开幕式上说：“我们对自己历史的把握有多深刻，对它的理解有多深刻，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确定自己今天的位置和为我们的儿女构建未来。” 这种“尊重自己祖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情，对历史、对自己的‘可爱祖国’的爱护态度。”  既体现了俄罗斯领导人对祖国历史和史学传统的尊重和继承，也表现了当代史学家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执着关怀，由此确立了当代俄罗斯史学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