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一国两制”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壮丽日出，是中华民族和平统一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中最具魅力和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崭新成果。“一国两制”的核心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实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其宏大的理论建构和光辉的实践探索，贯穿着思想解放运动所固有的世界眼光、时代感悟、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和平统一的民族大义和永恒信念。
[关 键 词] 一国两制；思想解放；壮丽日出；科学构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针对极“左”思潮造成的严重思想僵化，邓小平同志高举思想解放的旗帜，亲自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枷锁，为改革开放廓清了前行的道路。三十年来的历史表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祖国发生的可喜变化无不与这场规模巨大的思想启蒙有关，“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就是当年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次最壮丽的日出。“一国两制”的核心是在一个中国内部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即在国家主体部分的内地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保留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高度自治，长期不变。这一构想兼顾了中国的具体国情，也适当照顾了世界其他国家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利益，是现阶段统一祖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的崇高精神，而且闪耀着集体智慧的光芒，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中最具魅力和极富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崭新成果。在举国上下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尤其是在祖国统一大业尚未最终完成的情况下，我们更应满怀深情和敬意去解读“一国两制”这一充满坚定原则性、高度灵活性和充分适用性的伟大政治构想的深刻意涵和实践价值。
所谓世界眼光实际就是指解放思想要放眼全球，是相对狭隘封闭的短视而言的。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在封闭半封闭的境况之中。当然，这种情况与二战以后整个世界处于冷战状态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我们曾经有过的极“左”路线所导致的“关门”思想造成的。当代世界的大趋势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国际性越来越强劲，民族国家的兴衰成败与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民族的统一与发展，就不仅仅取决于它的内部结构，而且还取决于其外部联系，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没有对世界格局的科学判断和正确把握，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国内政策。“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作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直接产物，突破了过去在祖国统一问题上的传统认识，把中华民族的复兴置于当今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来考量，充分认识到世界潮流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不仅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为解决国际争端、稳定世界局势提供了新的经验。
当今世界，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在经济上，世界市场的影响在扩大，国家间、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交往日益密切，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向日益凸显。二是在政治和价值观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并存，世界的整体发展格局也是“一球两制”。这就要求中国在解决历史遗留的个别地区国家主权问题时，必须有世界眼光，不仅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且还要从世界现实出发，要找到一个使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案。
首先，“一国两制”构想考虑到了港澳台的实际。港澳台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港澳回归、两岸统一不仅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英葡美和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和预期，尤其关乎全体港澳台同胞的切身之福。因此，港澳台问题决不能采取简单的武力方式，而要从港澳台的实际出发，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选择合适的时机，采取妥善的办法。时至上个世纪末，香港在外飘零了一百余年，澳门在外飘零了四百余年，海峡两岸处于分离和敌对状态也近半个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港澳台人民的政治选择，“三地”人民也业已习惯原有的生活方式，对祖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制度缺乏了解，在生活水平、价值观念、心理状况等方面与大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要他们一下子改变久已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接受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客观上是有困难的。鉴此，就港澳台问题而言，不仅要考虑到中国的主权和英葡美等国家的利益，而且必须首先从“三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一个使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办法。这个办法当然只能是“一国两制”,即在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内地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允许港澳台继续实行资本主义，高度自治，长期不变，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
其次，“一国两制”构想考虑到了英葡美的利益。香港多年被英国殖民统治，英国许多贸易公司在亚洲地区的总部都设在这里，其投资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占外国投资香港的第三位。香港的许多大公司都由英资财团把持。所以，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香港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来说也是有利的。一则可以实现香港平稳过渡，继续保持其繁荣；二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可使其在世界公论面前得到好评。葡萄牙在澳门经营了四百余年，长期以来，葡资在澳门经济中一直享有投资优势，在葡萄牙官方名单上，澳门的葡资公司约有二十余家，投其资重点主要是金融业和公用事业。澳门经济的特点决定其发展除了依靠自身的内在活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外在因素的影响。澳门回归后，葡资公司中一些具实力的企业集团可以继续留在澳门，并以澳门作为发展中国内地市场的后勤基地。美国在台湾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台湾是美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美国是台湾最大的投资者。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向台湾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每年从台湾牟取几亿至十几亿美元的利润。美国在台湾投资最多的是电子、化学、石油、动力等资本集中、技术程度高的行业。同时，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利益也正在与日俱增，美国公司大都有亚太战略或者是大中国地区战略，出于自身的利益，多寄希望于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如果能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在两岸的利益都不会受到损害。另外，港澳台是亚洲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三地”都有重要的经济利益，他们的利益能否得到保护，也关系到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世界上的许多争端，比如关于中国的统一问题，总不能走入死胡同，一定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避免诉诸武力，采取谈判方式，不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以何种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不仅事关祖国统一和发展，而且会给地区安全以至世界和平带来重大影响。古人云：“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只有立足于“全局”而谋“一域”，才会有高明的治国之道。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邃高远治国眼光的政治家。从有关文献看，邓小平第一次把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概括为“一国两制”，并把这一构想的适用范围第一次扩大到香港问题的解决是1982年。是年1月，在会见海外朋友李耀基先生时，他明确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们那个制度。 [1]1984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再次明确阐述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他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2]同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阐明以“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的国策，从而使这一提法具备了法律效力。邓小平甚至明确指出，“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世界上许多争端，用类似“一国两制”这样的办法解决，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一国两制”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待，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较之“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更具有普遍意义，“一国两制”构想表述上的变化，反映了邓小平把这一构想延伸到解决国际争端上的深层思考。[3]正因如此，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才会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赞誉，被认为是解决当今世界难题的一个最佳办法。
科学观察和分析时代特征、正确估量和把握世界主题是国际问题上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一个民族国家正确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列宁曾指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4] 如何对待当今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它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和平统一，而且关系到中国的发展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也开始对世界形势和时代发展进行重新审视和估量，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各国共同面临的两大任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光辉论断，准确地反映了国际大局的根本变化和主要特点，是我们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一国两制”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符合当代国际政治关系变化的总趋向，是科学把握时代和平主题的重大体现，反映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追求。20世纪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代：前半期是个大动乱的时期，战争与革命为其时代主题或基本特征，一般被界定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后半期是个复杂多变的时期。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深刻调整，基本上走出了发展危机，进入了一个良性互动、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又获得较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对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起到了极大的制约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力量对比，形成了有利于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总趋势。此外，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大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把提高综合国力放在首要地位。邓小平同志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敏锐地把握了20世纪下半期国际关系这一变化趋势，高瞻远瞩地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5]“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6]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政治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了我党在1960年代以来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许多具体设想的基础上，大胆地确定了以“一国两制”作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积极回应了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邓小平指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世界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7]邓小平还多次讲过，“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至少需要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8]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并存是短时期内难以改变的历史现象，1950年代中国政府首倡的和平共处原则，已经成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一国两制”是和平共处原则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的具体运作，是以和平共处原则整合同一国家内不同社会制度地区之间关系的政治安排。它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必将对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促进亚太地区及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经验性知识和灵感性启示。
“一国两制”坚持以取长补短、共谋进步，维护世界的多样性，符合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的总趋向，是科学把握时代发展主题的重大体现，反映了中国人民推动共同发展的经济用意。和平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求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期盼。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正在成为整个人类所面临的中心任务。“一国两制”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现在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要想发展得快一点，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实行“一国两制”，不仅可以充分发挥港澳台地区在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门户作用，积极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扩大中国内地的出口贸易。中国内地的发展不仅离不开港澳地区的繁荣，而且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一国两制”与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人民福祉密切相关，五十年不变，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不是信口开河，是泱泱大国负责任的郑重承诺。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不仅会有力地促进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和保持其长期繁荣稳定，也将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实行“一国两制”不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境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合作的加强，而且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也大有好处。诚如邓小平所言，“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9]“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总之，“我们诚心诚意的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建设。”[10]
江泽民同志曾讲过一句著名的话，“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1]
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为了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冲决束缚思想的一切网罗。邓小平指出:“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12]“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就是突破框框，解放思想的结果。
首先，“一国两制”在国家本质问题上有的新认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13]恩格斯的这段话表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国家除了作为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以外，还可以凭借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缓和”经济利益互相对立阶级间的冲突，使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然而，不幸的是在相当长的过去，人们（特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大都对恩格斯关于国家本质的这一著名论断，自觉或不自觉地给予了片面的理解，认为国家本质上是“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甚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导致了一系列的“左”的错误。“一国两制”作为特殊的国家理论形态，修正了人们有关国家本质问题的错误认识，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重放异彩，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一是“一国两制”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国家问题上的政治认知能力，即认为国家本质上不仅是“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国家也是“缓冲”和“调解”阶级冲突、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关。二是“一国两制”在社会制度上冲破了“一国一制”观念的束缚，认为统一后的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和港澳台的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并存，谁也不吃掉谁。三是“一国两制”意味着为了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必须采用和平方式解决内地社会主义同港澳台资本主义之间，内地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同港澳台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跳出了长期以来在国家本质上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社会性视作互不相容的两极的思维误区，把国家的阶级性与民族性、社会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国家本质属性的认识提升到了理性高度。[14]
其次，“一国两制”在国家结构问题上有的新创见。“一国两制”作为一种国家形态，丰富了国家政权的结构形式，其理论建构意义，不仅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独一无二的贡献上，即使是对政治学国家理论也具有里程碑式的影响。目前世界上的国家结构形式大体上可分为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单一制是指由若干不享有独立主权的一般行政区域单位组成统一主权国家的制度，单一制国家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是为了便于管理，才把领土划分成若干行政区域，并据以建立起地方政权，各地方行使的自主权或自治权是由国家整体通过宪法授予的，并不是地方固有的。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结构形式也都采用单一制，如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朝鲜等都是单一制国家。复合制包括联邦制和邦联制两种形式。联邦制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享有独立权限的成员(邦或州)联合组成的国家。其特点在于：国家具有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各联邦组成单位也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这些机关与中央机关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国家有统一的宪法和基本法律，各联邦组成单位也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国民既有联邦国籍又有联邦成员的国籍；联邦是国际政治的主体，外交权属于中央政府，但在宪法的范围内，联邦成员也可以有一定的对外交往独立性。像俄罗斯、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苏丹等都是联邦制国家。邦联制是指若干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如军事、经济方面的要求）而组成的一种国家联合，邦联制比联邦制松散，是主权国家的联盟，通常根据条约组成。“一国两制”超出了单一制与复合制的传统分法，“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我国国家结构形式既非复合制，也非带有复合制某种特点的单一制，而是世界上国家结构的新范式——“混合制”，即“一国两制”。这种崭新的国家结构形式存在多种行政单位，如普通行政单位、民族区域自治单位和特别行政区自治单位（就中国而言，台湾的情况可能更特殊）。“一国两制”在国家结构形式上的创造性意义在于它继承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单一制国家的结构形式，同时，使港澳特别行政区取得了类同或超过联邦制国家成员单位的权力，尽管它是针对中国和平统一问题提出的科学构想，但是作为一种国家结构形态无疑具有一般意义。
“一国两制”不仅是一个独特的理论形态，而且属于实践性极强的政治安排。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秉承邓小平的宗旨，在和平统一祖国的道路上披荆探索，成功地实现了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在把“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逐步变为伟大政治实践的同时，极大地丰富了“一国两制”理论的科学内涵。
首先，“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15]“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伟大创造。它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与尊重历史实际和现实可能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邓小平强调，1997年收回香港，中国对这一地区恢复行使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香港问题上，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的只能是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收回香港和1997年后采取什么方式管理香港，以使香港在过渡期不出现大的波动和回归后继续保持繁荣。关于回归后香港的社会制度问题，邓小平谈到，“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16]1984年12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中国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构想得以国际协议的形式公之于世，自此，“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开始走向具体实施。中国政府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在香港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实行“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1990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一法律正确地处理了“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在坚持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共和国政府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关系是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并作出了香港原有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生活方式和有关法制基本不变的政治安排。回归以来，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实现了平稳过渡并继续保持繁荣，维护并增进了有关各方的基本利益，改变了以往国家统一过程中的“零和”结局，创造了“双赢”或“多赢”的局面。[17]其成功实践得到了广大港人、全球华人及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其次，“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1979年2月，中国同葡萄牙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谈判建交时，两国政府曾就澳门问题达成原则谅解，双方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澳门的历史遗留问题。经过双方的努力，1987年4月，中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这无疑是继香港回归后中华民族的又一件历史盛举，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但不同的是，由于港、澳问题的历史背景以及两地原有政治经济制度存在的差异，澳门模式又有别于香港模式。根据《联合声明》的规定，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届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在澳门设立直辖于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政府管理外，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澳门特区政府和立法机关由澳门当地人组成；澳门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葡萄牙和其他国家在澳门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一法律通篇贯彻了“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方针。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依照本法有关规定组成。澳门回归，不仅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而且在国际政治中，也为国家间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成功的范例。
批判精神是思想解放的助推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思想解放的直接产物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无疑具备思想解放的这一基本属性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优秀品质。邓小平身上所蕴含的挑战传统的勇气和超越自我的力量，不仅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也推动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历史进程，在“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中，再一次实现了批判与建设的辩证统一、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完美结合。
在大陆和台湾统一的问题上，“一国两制”充分体现了现实的、科学的和内在的批判精神，是尊重历史和现实，不伤害任何当事一方的合情合理的科学构想。几十年来，祖国内地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通行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现在内地人民正在为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缺乏现实感的幻想。对此，邓小平尖锐指出，“台湾当局提出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至少是太缺乏现实感了。能用一千几百万人口的台湾的现行制度来统一十亿人口的大陆吗？我们曾多次劝台湾当局，不要这样想，要搞一个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18]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一方面不用担心台湾的“三民主义”吃掉大陆，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大陆的社会主义不吃掉台湾，在大陆和台湾的现行制度都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祖国统一，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和平，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此，以“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19]“‘三民主义’在中国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20]如果说用社会主义统一中国的做法并不可取，那么，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以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更非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明智之举。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三民主义”，都不是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最佳选择。
思想解放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时代，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之间架起了一道不断超越自我的桥梁。过去，我们认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对矛盾。其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有互补、兼容的一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也不总是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曾意味深长地说过，“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1] 应该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图强求新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能突破凡“资”必反、凡“私”必纠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确立这样一种和谐共存、兼容发展的新理念，是因为有邓小平理论给我们的头脑注入了丰富的精神营养。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22]社会主义在发展中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历史曾一再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而每一次思想交锋又都使社会主义观念得到升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和生命活力缺乏清醒认识和足够估计，往往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邓小平同志既继承前人，又开拓创新，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看来，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过去我们在认识上并不是很清晰，苏联搞了很多年，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是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有。实际上，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建设和革命一样，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选择，作出安排。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鉴此，1992年，邓小平谈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与计划都是经济手段。”[23]与此同时，邓小平在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基本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4]邓小平还认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25] 因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26]由此不难看出，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毫无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一国两制”方针的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并行不悖的。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没有图变求新的思想解放，就没有今天的盛世繁荣。回归后的香港和澳门，并没有出现一些西方政治家所预言的“灾难性影响”，与此相反，在内地社会主义与港澳资本主义的成功合作中，人们不仅看到了“一国两制”破晓而出的美丽与壮观，尤其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和平统一的民族大义和永恒信念。“一国两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建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对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托起思想解放这一壮丽日出的一代伟人邓小平却已托体山阿，骨覆江海，“一国两制”竟然成了这位世界东方关心政治的老人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遗产。
[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97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3] 何仲山：《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由来、形成、实践及理论特色》，《中共党史研究》
1994年第5期。
[4]《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143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88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11]《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7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166页。
[14] 王文科、邹腊敏：《“一国两制”与新型国家模本的构建》，《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17] 苏 格：《“一国两制”与港、澳、台问题的和平解决》，《外交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21]《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57-58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39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