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东北森林的殖民开发与生态空间变迁 (二) 作者:王希亮 来源:《历史研究》 更新时间:2017-05-10

      二、鸭绿江、浑江流域森林的毁灭

      鸭绿江流域东经124度20分至128度40分,北纬39度50分至42度15分,蜿蜒近800公里,流经长白、临江、辑安(今集安)、宽甸、安东等县,途中有浑江与其汇合。浑江(又名混江)发源于浑江市北部山区,支流纵横,主河道长445公里,流经浑江、桓仁、宽甸等县。19世纪初,鸭绿江、浑江流域原始森林密布,但由于调查方式及科技手段的不同,有关鸭浑两江流域森林的数据不一。据1919年日本人的考察统计,鸭绿江流域森林面积为66.8254万町步(约为66.8万公顷),立木蓄积34765.4102万石(约合967万立方米)。251933年,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关东厅发布数据记载,鸭绿江流域森林面积90.3182万公顷,立木蓄积4.4595亿石(约为1.241亿立方米)。261948年,宋家泰编写的《东北九省》一书中,基本采纳关东厅的统计数字,记载鸭浑两江流域森林面积为90万公顷,立木蓄积1.2056亿立方米。27
      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取了旅大商租权以及长春至大连的铁路(即南满铁路)经营权。1905年12月,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又称《满洲善后协约》),除强迫清政府承认《朴茨茅斯条约》外,还在《附约》中规定,“中国政府允许设一中日木植公司,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木植”。28从1908年5月至9月,中日双方又签订《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章程》、《采木公司事务章程》以及《合办鸭绿江森林合同》,划定鸭绿江右岸,“自帽儿山起至二十四道沟止,距鸭绿江江面干流60华里为界,界内木植归中日两国合资,经理采伐事业”,“公司营业以25年为限,限满时,如中国政府视公司经营事业尚为妥协,该公司禀请中国政府酌予展限年期”。29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条约、章程、合同之类,没有一项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采育结合,保证森林资源永续利用,防止森林资源枯竭等内容,这正是以攫取为第一目的的近代东北森林殖民开发的基本特性。
      1908年9月,中日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正式成立,首任理事长为日本人桥口正美。鸭绿江采木公司名曰中日合办,“实利则全归日人,不平之甚,䆮假而成垄断之势,害莫加焉”。30他们根本不考虑承租林区的合理经营以及大面积破坏性砍伐后的生态破坏,唯一追求的是获取更多更好的优质木材及特种材种,以及赚取更大的利润,“成立以来已十八年,事业日盛,获利日巨”,“该公司只知采伐,而不增植”。31从采木公司创立截至1929年,由采木公司直接经营或通过收购、投资等手段,到达安东的木材筏数为96800台,38258913连,另有电柱780075根,枕木18139根,阔叶方材1452根,32详见表1。


      上表显示鸭绿江采木公司经营20年间,到筏木材总量折算约为1913万立方米,加上电杆、枕木、阔叶大方,当为1923.5万立方米以上。36另外,从1929年到1940年鸭绿江采木公司解散的十几年间,每年到筏数量为200万石左右(55.6万立方米),37总共约为550万立方米之多。这样,日本通过鸭绿江采木公司从鸭浑两江流域采运木材合计约为2473.5万立方米。俄国人砍伐搬运的木材未计其内。
      鸭绿江大量木材的产出,吸引了日本财阀、木商等向制材、造纸、纸浆等领域涉足。从1920年起,日本财阀和木商开始在安东设置制材厂,最盛时达33家。“各大木材公司多系日人营业,木市行情,亦几完全操之于彼辈手中”。38其中最具实力的是大仓组与鸭绿江采木公司合营的鸭绿江制材无限公司,同时在长春、吉林、大连等地设置分厂。另外还有村上洋行、宫下洋行、三星洋行、纪和洋行、大东洋行、日出、日高、天业、共立、川崎、昌荣等制材所,投资总额为331万元,拥有各种制材机械342台,年加工木材制品371371尺缔(约12.4万立方米)。391917年,大仓组财阀在鸭绿江的六道沟设立纸浆厂,投产后年消耗木材3万—4万立方米,最盛时年消耗木材10万立方米。40
鸭绿江采木公司通过攫取大量珍贵木材,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仅1928年,该公司就获利北洋银260余万两,“获利之厚,殊堪惊异”。41
      按照《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章程》,采木公司经营年限为25年,但期限之时日本已经独占东北,所以公司一直经营到1940年,终因资源枯竭而宣布解散。有史料记载了鸭浑两江流域过伐林区的残破景象。“鸭绿江上流除长白县二十四道沟,尚有广大森林区外,其余皆零星数株。”42“鸭绿江流域开发最早,森林之盛,大逊于昔”,“近今因日俄两国势力侵入,滥施采伐,斤斧交疲;又或经野火之延烧,耕地之拓展,绝未加以培护,森林渐告残败,零落萧条,大异往昔”。43“1920年代以来(鸭浑两江)森林资源枯竭,建筑用材极度减少,树龄小的木材也被使用,电杆用的原木、枕木、坑木等小径木亦被砍伐,以及利用剩存阔叶树生产家具材、枕木、坑木、马车材等”。44
      据鸭绿江采木公司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当时鸭绿江流域森林面积为45.357万町步(45.4万公顷),林木蓄积11.7亿尺(约为1082万立方米)。45与19世纪初鸭浑两江流域森林状况对比,短短二十几年,林地面积减少一半左右,林木蓄积仅剩余3%左右。
更为严重的是,鸭浑两江森林资源的枯竭,给生态环境、人们的生存空间以及生存方式带来极大的影响。有“东亚第一木都”之称的安东市,在采伐业兴旺时期,木商云集,木业店铺鳞次栉比,吸引了大批山东等地的移民,从事砍伐、编排、流送、拆排、打捞、运输等作业,据1906年的统计,鸭浑两江流域的伐木工人就达3万余人。46随着林业人口的流入,安东成为拥有21万人口的林业城市。47当木材业逐渐凋零后,鸭浑两江右岸呈现大片过伐林区以及次生林。失去生计的山民只好尝试着饲养柞蚕,并逐步推广到鸭浑两江上游的凤凰城、宽甸、辑安一带,成为当地民众的主要生活来源之一。截至鸭绿江采木公司解散 (1940年),安东地区柞蚕养殖面积17.57万公顷,养蚕专业户29135户,年收获柞蚕茧3.39亿个。48为此推动了安东柞蚕丝绸业的发展,安东逐渐向轻工业城市转型。还有一批朝鲜移民进入沿江较平坦地区,火烧过伐林区,将其改造成耕田,过去的林区变成了农业区。这样尽管可以维持生计,但失去森林屏障和水土保持,这些地区 “带来了沙漠化、干旱以及发生洪涝灾害等深刻问题”。49
      同样,曾作为俄日军用木材厂大本营的通化,也是一座木业城市,当木业萎缩后,次生林区野生葡萄等山野果滋生繁衍,当地民众采撷酿造山葡萄酒,渐次利用丘陵山地栽植葡萄,刺激并推进通化酿酒业的兴起。鸭浑两江流域森林经过大面积过伐后,红松等针叶几乎不见,只剩下零星的柞、榆、桦等阔叶树,这些树种又是马车材的原料。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车是东北地区连接铁路与山区农村的重要交通工具,因此,马车材工场几乎遍及东北各城镇。在南满,马车材工场集中在海城、辽阳等城镇,接受太子河上游(鸭绿江水系)及安奉铁路转运的马车材。1928年,鸭绿江产的马车材为12884吨,加上奉山产的6225吨,可制造27102台马车,为出产马车材最多的林区。50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买通南满土匪在鸭绿江上游的碱厂组建“满洲义军”,袭击俄军后方。据他们的记载,“明治36年(1903年)以前,东边道一带是大森林,鹤冈(永太郎)率领‘满洲义军’从平顶山往怀(桓)仁进军时,见到直径四五尺的大树倒在林中,不得不下马牵行,而且有豹子在森林里出没”,“离开抚顺城不远,一个叫木奇岭子的地方,当时是大森林……见到有山民捧着山人参……日俄战争前,抚顺附近的山里都能见到人参,人参和鹿茸经营口运往上海,年获银数千万两,如今野生的人参全都不见”。(队伍行进途中)“随着一阵阵摇曳林木的山鸣,一只巨大的怪兽像风一样跃进前面道路的林间,看得清怪兽的黄黑花点,有士兵呼喊‘豹子’、‘豹子’,询问当地土民后,证实确是豹子,如今这一带全是秃山,35年前却是豹子出没的森林”。51这段记载说明,鸭浑两江森林未遭到破坏时,豹子、人参等珍奇野生动植物随处可见,但到了1940年,鸭绿江上游一带的豹子、人参等珍贵野生动植物几乎绝迹。

      三、东省铁路沿线森林资源的消失

      1908年,东省铁路动工,这条铁路西起茂密的大兴安岭,东行穿越张广才岭、老爷岭,南下经由四合川、拉林河流域森林。东省铁路穿越此三大林区,仅东部滨绥线“小岭驿东至细鳞河站线路两侧……其面积为20137平方俄里(约230.5万公顷)蓄积量八亿石(约2226.4万立方米),林区大小30有余”。52堪称“世界上距离最长的一条森林铁路”。53该铁路全长2489公里(包括支线),仅枕木一项需用240万根(折合原木约40.8万立方米),年更换需要量40万根左右。54此外,电柱、车辆、车站及其他建筑用材等,以及当时机车动力使用的木拌,每年需用木材当在1000万立方米左右。55如此巨大的木材需求,全部出自铁路沿线森林,东省铁路沿线森林遭受毁灭性的浩劫。
      1904年,俄国依据《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及《续订合同》中“凡该公司建造、修理铁路所需料件,应免纳各种税厘”,以及“准公司在官地树林内自行采伐”等条款,诱骗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总办周冕签订了《黑龙江省东省铁路公司订立伐木原合同》。56凭此合同,俄方不仅获得铁路两侧林木的采伐权,而且可以延伸到呼兰、纳敏河、松花江流域等长白山林区,因此遭到黑龙江几任将军萨保、达桂、程德全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1906年,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宣布合同无效,与俄方重开谈判,双方几经争辩,于1908年签订了《黑龙江铁路公司伐木合同》,规定铁路公司可以在以下三处地段“砍备各色木料”,但限定其中两个地段长不得超过30华里宽不过10华里,另一个地段长50华里宽35华里”。57
      1907年,吉林会议专员候补道杜学瀛与东省铁路总办提督霍尔瓦特签订了《吉林木植合同》,规定东省铁路公司可在 “石头河子附近”、“高岭子附近”和“一面坡附近等三个地段砍伐林木要,但“其地段宽广不得过25华里,即625方华里”。58
      这以后,中俄双方又续签了一系列有关伐木的合同。但在实际运作中,俄木商依仗强势,纷纷选择交通方便、资源丰富的林区投资建场,甚至超越合同范围擅自设置林场,铺设森林铁路,大肆砍伐吉黑两地珍贵林木。据1912年的调查统计,俄商租占铁路沿线林区状况详见表2。59

      表2显示,俄商在东省铁路沿线的年采伐量惊人,仅薪材一项折合298.6万立方米,枕木杰15.2万立方米,再加上35.6万根原木,27.8万根板方材,折合材积当在31.7万立方米左右,合计345.5万立方米。60
 

      资料来源:關東都督府民政部庶務課:《滿蒙經濟經覽》,1915年12月,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レフアレンスコ—ド:A06033517400。
      从表2还可以看出,俄国人租占东北林区范围之广,面积之大,几乎遍布黑龙江及吉林省主要木材产区,不仅涵盖了东省铁路沿线的所有林区,而且向腹地延伸。另据1914年滨江国税征收局的呈文表明,1914年中国官方计向铁路东线发放27份采木票,除5家华商、1家德商、1家瑞士木商外,其余20家皆为俄商,租占林地包括鲁茄茹夫站、台马沟站、细鳞河站、米得为吉站、磨刀石站、都道一字站、亚布力站、帐房山子站、三道窝集站、石头河子站、头道桥站、横道河子站附近,以及帽儿山至乌吉密、一面坡至九家坡、米孩子沟至三道窝集、穆棱河流域等林区。61西部滨洲线未计其内。
      俄国木商中以斯基德尔(CkИдeЛbckИЙ)为巨头,该商至少独占5处之多,另在东线的未肃河(2处)、带马沟、细鳞河开设了4处制材场,并在长春、大连、天津、海参崴设有分店,经营林地面积达2400平方俄里(273万公顷)。这些制材场雇佣工人1500余人,并私自铺设130俄里(约139公里)森林铁路,年产枕木15万根,占东省铁路年更换需用量的34.8%,生产木拌10万立方沙绳(约97.3万立方米),约占东省铁路年需求量的50%。年纯收入达150万—160万卢布。62不久,俄籍波兰人葛瓦里斯基(KoBaЛbckИЙ)也涉足东北木业,收买或兼并华、俄木商租占的林区。截至1928年,葛瓦里斯基租占了一面坡、亚布力、横道河子、二道海林等部分林区,总面积达1765平方俄里(约200万公顷),与斯基德尔共同垄断了东省铁路沿线的木业。
      随着东省铁路沿线森林资源的迅速减少,俄商无视中国政府颁发的采木许可,随意转移林场,擅自铺设森林铁路,不断向各林区腹地延伸。其中包括牙克石、伊勒克特、一面坡、露卡西欧、苇沙河、亚布洛尼(现亚布力)、石头河子、横道河子、马桥河等十数条森林铁路,全长440俄里(469公里)。63不仅如此,他们根本不考虑东北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采取滥砍滥伐方式,甚至公然行抢霸占华商林区。以下几则中国官方公文可见俄商抢掠东北森林之肆无忌惮。“前清光绪33年间(1907),吉林将军曾因东清铁路左近山林,任意被伐,漫无限制,向俄人修订东清铁路公司合同……然,闻俄商藉东清铁路名义,往往包砍木材,意图免税,即赴木植公司报领执照者,亦多票费延欠,轇轕滋生”。64“同宾县属养字社自有林场两段……(1915年)12月1日,(场主)带领工人数名,前往林场砍伐界线……不意忽来俄人,带领洋兵数名,各执枪棍,将砍界工人横行驱逐,并加凶殴……详加究察,始悉葛洼里司凶霸有日……竟敢强霸民有林场,据为己有,其盗砍林木犹小,其关系领土主权实大”。65 “查本处牧场松林被俄人往砍修路木料,因以不听阻止,暂准砍伐,现在路工已竣,且兼牧所松林甚少,设使照前砍伐,实于旗属生计大有关碍……希即禁止砍伐本处牧所树木”。66 “本省东西北三面皆山,林木丰蔚,绵亘数千里,拔地参天……惟省东自铁路开通以来,逐年砍伐殆尽,亟待培养”。67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发了战争财,吞并中国的野心愈发膨胀。而俄国在战争中实力受挫,尤其受俄国革命的冲击,沙俄在北满的势力逐渐收缩。借此契机,日本继“二十一条”要求后,又抛出“西原借款”,其中包括3000万元的吉黑林矿借款,一步步向北满扩张。关东都督府以及满铁、三井物产、东洋拓殖、富士制纸、藤田组、中日实业会社等财团纷纷出动,采取日俄合办、中日合办以及借款、吞并等手段,侵占吉林、黑龙江的林木采伐权,其私相授受行为明显触犯了中国主权。为此,北洋政府 “委婉”照会日方,“日商直接向各地方木把订立契约……须知各木把应遵章领照后,方有伐木之权……无照私伐,一经中国地方官依法查禁,该日商等既有损失,亦系自甘受骗。”68但日方我行我素,根本不把中国法令放在眼里。
      1919年1月,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出资400万日元,获得葛瓦里斯基租占林区的合办权,包括亚布力(两处)林区2200平方俄里,横道河子林区800平方俄里,二道海林林区380平方俄里,合计约38.5万公顷。69同年,该会社又收购英俄合办的北沟、山市、大海林等处54万公顷的林地采伐权,成立中日合办的海林采木公司。701920年至1921年,日商庄司钟五郎收购了俄商乌伦茨奥夫租占的牙克石、依西马克等两处林场,获得大兴安岭西北、西南林区采伐权,总面积达680平方里(约17000公顷)。711921年,满铁出资收购了俄商谢夫谦克在免渡河、扎敦河、乌奴尔河流域的森林采伐权,黑龙江省实业厅又增划50平方里(约1250公顷)作为股资,成立中、日、俄合办的札免公司,总经营面积达63.5万公顷,相当关东洲面积的2倍。72此外,日本还采取合资(中方以林权入股)、借款、合办等形式,创办了多家中日合办林业企业,总计租占林地1370万公顷,取代了俄商在北满木业的垄断地位(见表3)。


      从东省铁路铺设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对铁路沿线森林进行疯狂性掠夺,并逐步向林区腹地延伸。期间究竟砍伐了多少木材难以准确统计,仅据零星的史料记载,从1910年到1912年,从西部线合计砍伐运出用材(原木和板方材)及薪材471783布度。从东部线砍伐运出用材及薪材10370510布度。74从1913年到1916年,从东省铁路东西两线砍伐运出用材19220064布度,薪材8543449布度。75以上1910年至1916年7年间,总计砍伐运出林木38605806布度(约2529.4万立方米,年均361.3万立方米)。另有史料记载,从1913年到1921年,东省铁路沿线被砍伐林木7360.2万立方米,76年均砍伐818万立方米。按照以上数据统计,从1910年到1921年间,东省铁路沿线至少有6618.7万立方米林木被砍伐运出。
      日本跃居北满木业霸主地位后,加大了砍伐力度。尤其是1927年吉敦铁路通车后,图门江、第二松花江、牡丹江上游林区(包括蒙江、桦甸、延吉、和龙、安图、抚松、敦化等县)成为重点砍伐的对象,年砍伐量100万石左右(约28万立方米)。771924年至1931年间,吉林黑龙江地区砍伐木材情况见表4。
 

      依据以上不完全数据统计,从1910年至九一八事变,包括东省铁路沿线在内的吉黑两省森林被砍伐的林木当在7800万立方米以上。79
      由于俄日帝国主义对东省铁路沿线毁灭性的砍伐,短短二十几年,铁路两侧25公里范围内天然原始材已砍伐殆尽。80 “吉林省虽曰森林广大,林相亦丰饶,但铁路沿线或伐木运材便利之处,以多年之滥伐,林相渐次荒废”,81 “东铁沿线,公司林立……公司但顾目前之利益,毫不一计吾国将来之需要,是故既伐之后,亦从未闻从事补植之计划者”,“以致横催竖砍,滥伐殊甚”,拌子厂“堆积之燃料,类皆上等之果松榆木良材”,“工人采伐,以锯砍费时,先以火燃着,迨其半焦,使之自倒……其有矮小丛树,尚未成材,亦即付之一炬”。82就连“东北林区面积最大者”的大兴安岭,“自碾子山起至牙克石站止,三百余公里沿线二十公里以内的大树,早经砍伐,有向北推进之趋势”。83东省铁路沿线森林毁灭性的破坏,昔日茂密的原始森林变成次生林地或荒山秃岭,平坦处被辟为农田,森林的防风、防沙、蓄水等屏蔽作用和功能极大减弱,连带东北虎、东北豹、紫貂、猞猁等珍贵野生动物以及山参等名贵中草药几乎绝迹。随着居住空间的扩展以及交通条件的便利,大量移民进入铁路(含森林铁路)沿线,当年辟为林场的细鳞河、带马沟、穆棱、海林、横道河子、山市、苇河、亚布力、一面坡、帽儿山、小岭、磨刀石,以及西线的碾子山、乌奴尔、免渡河、成吉思汗、牙克石等地,变成了人口密集的中小城镇,以及农林牧产品的集散地,导致难以遏止的人进林退的生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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