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众多人文学科分支学科中，比较文学也和不少新兴的分支学科一样，是一门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学科，因此它在中国语境下的驻足和发展演变便理所当然地与国际比较文学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同行一直以来对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给予了积极的影响和有益的启迪，使得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朝着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健康方向发展。但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上的全球化必然受到本土因素的抵抗和削弱。正是在这样一种抗拒、协调和变异的过程中，文化上的全球化在中国的语境中以一种“全球本土化”的形式出现并扎根，这一点尤其体现于中国比较文学所走过的一百多年曲折历程。早先的单向度影响和启迪已经逐渐发展演变成为一种双向的互证和互鉴形式：国际学界不断地向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供新的前沿理论课题和研究方法，中国学界则不断地以其研究实绩使国际同行得以与之分享，并且开始就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思考并提出中国的方案和理论建构。在最近的十年内，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就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具有原创性的观点，例如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旅行”到了世界各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申丹的“隐性进程说”受到国际叙事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引发了讨论；曹顺庆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建构也彰显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特色。我本人提出的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也为多家文学和其他跨学科的国际权威期刊讨论。尽管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确实给传统的人文学科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致使一些恪守传统缺乏创新意识的传统学科或者呈萎缩状态或者干脆从学科分类的版图上消失。但在诸多人文学科的分支学科中，比较文学依然彰显出强劲的活力和特色：它应该说是最受益于全球化的一个人文学科分支学科，比较文学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仅给国内其他学科的学者提供了出自新的理论视角得出的结论，同时也影响了国际同行对中国学术的看法。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全球化之于文化的一个直接结果，这一点尤其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百余年长足发展所证实。正是全球化的广阔视野才使比较文学学者得以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下来考察，因而得出的理论洞见便超越了本民族/国别文学的界限。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学者近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得到了国际学界的瞩目，并为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可以说，在全球化之于文化的作用的影响下，中国的人文学界也出现了一番新的气象，虽然由于某种特定的原因，成长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未能娴熟地掌握一两门外语，并且专心致志地在某一学科及其相关的学科领域深入研究进而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但极少数佼佼者却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理论功力，再加之自身的勤奋，已经显示出了强劲的后发优势。他们或者直接用英语著述并在国际权威期刊和出版社发表，或通过翻译的中介使自己的著作被译成多种东西方的主要语言，进而进入国际学术前沿。有些还当选为欧美发达国家的科学院或学术院的院士，这其中比较文学学者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比较文学学者能够提出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并影响国际同行呢？因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立足于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并且以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实践为出发点，致力于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与国际同行进行直接的交流和对话。通过这种交流和对话逐步彰显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和理论建构。即使在中美关系处于冰点之时，比较文学学者所发挥的“人文外交”作用也没有消弭。可以预见，在当前的新文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推广过程中，我们还会培养出更多的青年学者，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研究可以脱颖而出，快速地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因此真正的“三足鼎立”的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将在21世纪上半叶形成。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声音将越来越强劲，其理论建树和学术贡献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为国际学界所认可。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本人受到国际同行的启发，率先于本世纪初将“世界文学”这个问题导向的理论课题引入中国，并从中国的文学研究实践出发对西方学者建构的新的世界文学观念进行重构，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重视。我在阅读西方学者发表的关于世界文学研究的著述中发现，当年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读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一些非西方文学作品后受到启发，故提出了这一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构想。但是歌德时代的世界文学在相当程度上还带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而我本人则在西方学者的先期研究基础上，从比较的和中国的视角提出一种世界诗学的建构。在我看来，世界诗学的建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这两方面的基础作为支撑，因此建构一种世界诗学或世界文论是完全可行的。我之所以提出这种理论建构主要是基于这三点考虑：（1）世界诗学是基于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成果的一种理论升华，而当今占据主流的西方诗学或文论并未涵盖不同区域的国别和民族的文学和理论经验；（2）迄今很多文学阐释理论都产生于西方语境和西方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实践，由于其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局限，这些理论的提出者不可能将其涵盖东西方文学和理论的范畴和经验；（3）中国学者始终关注西方文学理论的前沿课题，从一开始引进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时就十分注重比较诗学或文论研究，同时，中国学者又有东方的本土文学和理论批评经验，因此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从比较的和世界的视野出发提出具有意义和价值的理论建构。我在对建构世界诗学的路径加以阐释后指出，世界诗学构想的提出，有助于世界文学理论概念的进一步完善，它作为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并且值得国际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理论话题，将改变和修正现有的世界文学和文论之格局，同时也可以提出一个新的能够引发理论讨论的话题。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这一理论建构已经引起了多位国际学界的重要学者的重视，他们在国际顶级英文期刊《现代语言季刊》《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评论》《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等发表论文，讨论我的这一理论建构。国际顶级跨学科刊物《哲学与文学》也将以特刊的形式讨论我的世界诗学理论建构。因此，我认为，在我们中国学者虚心学习西方乃至国际同行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之后，已经到了提出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理论的时候了。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理论消费”大国，现在应该转而扮演“理论生产”大国的角色了。因此我在一些场合指出，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已经经历并且正在经历这样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跟着别人说，也即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人文学者一直在致力于引进西方的理论和著述，以致于竟忘了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译介到国外；第二个阶段则是和别人一起说，也即在当了多年学生之后，我们终于赶上了我们的老师，并且可以和老师一起平等地讨论问题了；第三个阶段便到了和别人对着说的阶段，也即我们在和老师一起说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理论观点中的一些谬误和不完善之处，便不揣冒昧地提出质疑和批判；第四个阶段便是我们逐步成熟的阶段，这时我们完全可以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并引发讨论甚至争论，所达到的目的就是带领我们的国际同行一起参加讨论。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比较文学研究。我本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十多种国际英文刊物上编辑并发表了二十多个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的主题专辑，为中国的人文学术国际化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始终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构建得到国际学界承认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理论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