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萧红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沉寂期、高潮期和稳健期。萧红研究早在萧红成名时就开始了，1935年12月《生死场》出版之际鲁迅和胡风就为该书作序和读后记，后来又有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特别是鲁迅、茅盾为萧红这传世之“双璧”所作的序言，其宏大的声音一直响彻评论界。当然也有东北文学史家王秋萤对萧红、萧军早期作品《跋涉》的评价以及石怀池《论萧红》较为负面的评价，而传记方面的收获就仅有1947年出版的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但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萧红研究基本上处在一种自发的、初始的阶段，成果零散又偏少，且多是些回忆文章，应该说这是萧红研究的一个漫长的“沉寂期”。萧红研究真正开展并形成一定规模是新时期以后的事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文化坚冰的打破，一些作家作品就如同沉埋已久的珍珠又重被人们发现了，出现了“沈从文热”、“张爱玲热”、巴金的“《寒夜》热”、钱钟书的“《围城》热”等等。萧红研究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研究者纷纷撰文著书，新论迭出，并于1981年、1982年、1984年在哈尔滨相继召开了三次萧红学术研讨会，真是热闹得可以！此种现象被称为“萧红热”。1991年为纪念萧红诞辰80周年，首次出版了《萧红全集》，而当时出全集的作家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作品资料的完备对萧红研究的深入开展极为有利。1993年在萧红的家乡呼兰又举办了“国际萧红学术研讨会”和“萧红文化节”，出版了“萧红文化节丛书”，而这些都使萧红研究在经过了几年的“散热”后再度升温。这历时十余年的萧红研究不时地腾起灼人的热浪，我们不妨称之为“高潮期”。该期之初的萧红创作研究带有传统研究模式的烙印，但也有着“拨乱反正”的鲜明的时代色彩。到了80年代中后期，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批评方法渐露机锋，使萧红研究带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其奠基性和开拓性的历史功绩也是不容忽视的。在经历了难耐的“沉寂期”和热闹的“高潮期”后，萧红研究进入发展的“稳健期”。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萧红研究不断走向成熟和深入，呈现出新的特点。如：萧红后期作品研究受到了重视，像《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等的评论多了起来；对萧红作品个案研究继续深入的同时，加强了对萧红作品的专题研究、比较研究；在深入挖掘萧红作品的思想意义的同时，加强了对萧红作品艺术风格、美学特征的研究。此时多种新版本的文学史已经一扫以往对萧红根本不提、或只在“抗日文学”或“东北作家群”的章节下稍稍提及她的《生死场》的偏颇做法，多给予萧红以较大篇幅和较高评价。较为流行的版本如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钱理群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凌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都莫不如此。特别是杨义的皇皇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用了大篇幅专论萧红，并极尽赞美地说“萧红是30年代的文学洛神”［1］388。种种迹象表明，萧红的文学地位此时已经取得了某种恒定性。该期的萧红研究尽管还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有些论述是对前人简单的重复，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并不很多等等，但萧红研究总体上还是在稳步提高。研究者的目光更深邃了，视野更开阔了，从而使萧红研究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
      二
      萧红作品个案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在此方面的特点是：研究重心多放在小说上，而散文、诗歌、剧本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小说研究的中、长篇小说着力多，而短篇小说则力度不足；对优秀的短篇小说《小城三月》、《手》、《桥》、《后花园》等的评论尚有若干篇，而对其他短篇小说的评论就少有人问津了。《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对其评价一度也意味着对萧红的整体评价。新时期的文艺批评已经开始脱离政治的窠臼，渐渐地引入了心理学、历史学、哲学、文化学等因素，这在《生死场》的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体现。比如从作品的主题上，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后来的研究眼界就更加开阔，力图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于是纯粹的“阶级说”、“抗战说”开始松动。皇甫晓涛的《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颇具胆略智识，文章反对以单一主题来解释《生死场》，主张从作家对人类生与死的哲学命意的思考出发去理解它，随之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文章倾向“非抗战”主题说，这给人以相当的启发，于是乡土的、家园的、人道主义的、哲学的、历史文化的等多元主题不断地被开拓，出现了陈琳的《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文化观照——评〈生死场〉》、王智慧的《〈生死场〉：生命荒原的赤裸展现》等观点新锐的文章。萧红最重要的代表作《呼兰河传》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超越了《生死场》，但由于《呼兰河传》的主题在当年“不合时宜”，对其评价多做了低调处理，这种情形持续到新时期之初才渐有改变。韩文敏撰文指出：“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萧红的创作思想有连贯，也有转折。这种转折……给《呼兰河传》带来了为《生死场》所不具备的思想锋芒和哲理深度。”［2］钱理群认为《呼兰河传》是“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诗”、“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3］，其中贯穿了萧红对劳动人民不幸命运深切关注的主题，也反映了她对旧的生活的批判和否定。此后，大量评论文章突破了以往的思维模式和观察视角，达到了相当高度。张国祯的《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诗——评〈呼兰河传〉》、皇甫晓涛的《怀旧，还是探新——萧红〈呼兰河传〉再议》、高秀芹在《一个被误解的“文学”主题——从萧红的〈呼兰河传〉谈起》等文对《呼兰河传》时代、历史和民族的多重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都有新人耳目之论。对《呼兰河传》小说艺术的探究也从多方面展开。杜秀华的《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兼谈〈呼兰河传〉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贡献》指出，萧红具有与众不同的视角，特别把一座小城作为描写对象，并对它进行了性格刻画，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大胆选择；张宇凌的《论萧红〈呼兰河传〉的儿童视角》探讨的是小说的叙事视角；郭玉斌的《〈呼兰河传〉：纯美的大荒诗魂》对《呼兰河传》的诗化特征作了阐释。 《马伯乐》是萧红小说中的独特篇章，也被看做萧红的代表作。萧红生前就出版过《马伯乐》上卷的单行本，可该作品沉埋了40年之后，直到1981年才出版了足本，这无疑滞后了对该作品的研究。但由于这部小说既不同于他人、也不同于萧红自己的其他小说的鲜明个性，还是很快吸引了评论者的目光。李计谋评《马伯乐》说：“虽是一部未完成稿，但女作家剖析国人之魂的大家风范，拟写一部‘心史’的艺术气度却是令人赞叹的。”［4］关于《马伯乐》的评论，大致从人物形象、讽刺艺术、女性视角等三方面展开。陈洁仪的《论萧红〈马伯乐〉对“抗战文艺”的消解方式》、艾晓明的《女性的洞察——论萧红的〈马伯乐〉》、沈巧琼的《论〈马伯乐〉的女性视角》等，是为数不多的有关《马伯乐》研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萧红作为散文家的声誉是由《商市街》奠定的，对于这部被葛浩文看作萧红四部代表作之一的作品的评论并不很多。马云的《萧红〈商市街〉的创作心境与情感世界》从创作心理学的视角对萧红的创作心境与情感世界进行阐释，认为这部忆旧之作传达出萧红写作时情感生活的隐忧和尴尬。郭玉斌的《两人世界的反顾，一种心境的独语——解读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论及了作品的纪实性、抒情性以及语言风格和意识流的写法等。与萧红小说、散文研究相比，萧红诗歌、剧本的评论显得极为稀缺。诗歌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李熏风的《不以诗名，别具诗心——谈谈作为诗人的萧红》，虽然其中只有一部分内容谈到萧红的诗，但这却是最早论及萧红诗作的文章。比较全面论述则是陆文采的《关于萧红的诗歌创作》，文章认为萧红的诗歌创作虽然数量不多，却是她思想跋涉和艺术探索的一个缩影，是理性与真情的飞升。萧红剧本的考察重点是哑剧《民族魂鲁迅》，研究论文很少。
      三
      在文学研究渐趋开放的态势下，萧红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除了作品的个案研究外，也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专长和喜好出发，在各自不同的园地里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果实。从美学、哲学、文化学的角度看萧红作品的艺术，是研究者开掘的几个方向。姜志军的《论萧红小说的美学特征》先是从美的四种表现形态出发，认为萧红的作品是优美与壮美的和谐统一、悲剧与喜剧的有机结合，后又谈到了萧红作品的浅白与深刻的相辅相成、情感与景物的水乳交融等特征。秦林芳的《萧红创作的审美结构》、王秀珍的《萧红作品审美品格刍议》也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宋剑华的《灵魂的“失乐园”: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悲剧意识》认为，应以现代生命哲学的理性认知态度透过萧红作品文本女性叙事的独特视角，去深入体验女性世界的哀怨悲凉。唐利群的《从生命的荒原到初始的伊甸——论萧红小说中的世界》、王智慧的《难以承受的生存之重——萧红小说的人文关怀》、李福熙（韩国）的《论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等文章论及萧红的人文关怀特别表现为她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民众生存状态和死亡场面不堪的展示，这是从哲学的生存意识和死亡意识出发探讨萧红作品的主题的。王金茹的《论“女神崇拜”在萧红小说中的变形——以〈后花园〉、〈呼兰河传〉为例》，从“女神崇拜”这一心理原型出发，考察萧红的作品中存在的这一文化心理原型变形。萧红是位“自叙传”型的作家，脱离她的生平而只作文本解读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采用了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从萧红的身世、经历、性格等方面来探寻与其创作的密切关系。陈素琰的《萧红：早醒而忧郁的灵魂》认为萧红的创作道路完全是本性使然，她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听从内心的召唤，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有人还从作家的个人经历与心理变化着手，认为萧红的创作过程就是精神家园的失落和寻求的过程，如：赵琪的《浅论萧红创作的故乡情结》、王维国的《“无家情结”与萧红的生活与创作》等。当然也有逆向推导的，比如吕若涵的《心灵的变奏——从散文创作看萧红的心态流变》就是从萧红的创作来反观其心路历程的。萧红还是位可塑性极强的作家，早有朋友评价她“容易受接近她底人的影响，甚至作品的风格”［5］。于是有的学者从流传学的角度出发，把目光投向了中外作家对萧红的影响上，去看萧红创作风格生成的外在因素。如王小平的《萧红的创作与外国文学》从创作源流的角度，认为萧红的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辛克莱、契诃夫、屠格涅夫、曼殊菲尔等人的影响，她是一个能将借鉴别人的东西揉进新的意境、在造就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艺术品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人。鲁迅对萧红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单元的《试论鲁迅对萧红文学创作的影响》探索了鲁迅的人格力量以及文学观念、艺术手法对萧红产生的重大影响。马云的《端木蕻良与萧红创作的相互影响》则从交叉式影响的角度，谈到了萧红在创作情境、叙事的完整性和故事性以及创作的自传性和主体意识的表现等方面，可以看到端木的影响；同时，端木的创作在题材和主题、情感和人物表现方面，也可以看到萧红的影响。马云认为：“萧红最富有个性的创造，她留给文学史最有价值的东西，无疑是她创造了一个范本，一个不可模仿的范本，一部‘不像小说’的小说。”［6］其实这说的就是所谓“萧红体”的价值。这方面的论文如秦林芳的《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阎志宏《萧红与中国现代小说散文化》、李重华的《萧红创作体裁说》、周春英的《试论萧红小说的抒情风格》、艾晓明的《戏剧性讽刺——论萧红小说文体的独特素质》等也别有新意。从多角度、全方位去考察萧红的创作往往使人们能宏观而客观地把握萧红的作品，这在几篇有关萧红的博士论文中体现的比较明显，如2003年黄晓娟的《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把萧红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来研究，指出萧红对鲁迅文学观念的承续关系，与丁玲、张爱玲创作的不同趋向，还从俄罗斯苦难灵魂和佛家“八苦”论出发，揭示出萧红的身心痛楚与文学创作的关系。2004年陈洁仪的《现实与象征：萧红“自我”“女性”“作家”身份探寻》从“身份探寻”的角度，研究萧红的几部代表作。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小说叙事学、文体学、女性主义和心理学等文学理论，并以“现实”为参照，探讨作品与个人遭遇、社会和文艺的关系，展示萧红如何通过艺术上的“象征”，折射她对“身份”的看法。其他还有蓝露怡的《萧红言述的阐释》、梁元喆（韩）的《萧红小说创作论》、李向辉的《“生死场”的现代书写——萧红新论》等博士论文眼界也比较开阔。
      四
      将萧红放在整个中外文学史中进行比较研究，以便为客观、公允地评价萧红找到更多的参照系数，这是许多萧红研究者选取的角度。比如萧红与鲁迅、沈从文、萧乾、柔石、丁玲、冰心、张爱玲、庐隐、三毛、王安忆、迟子建等人的比较研究，萧红与外国作家艾略特、伍尔芙、辛克莱、屠格涅夫等的比较研究。萧红作为一个敢爱敢恨、特立独行的女性作家，人们对其作品的研究，自然就关注其中的女性因素，也乐于把她与同时代的其他女性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多见的是萧红与丁玲的比较，两位女作家创作风格迥异，可比性大。杨义就曾说过：“以30年代最有成就的两个女作家相比较，我们感到，丁玲是一座突兀的山，萧红是一江明澈的水。山有‘群峰共驰鹜，百谷争往来’的气势，水有‘缥碧千丈见底，泉水激石成韵’的魅力。高山流水，各成力度和风致，开拓了女作家创作的新格局。”［7］190-191这方面的文章有张秀琴的《丁玲萧红小说女性塑造之比较》。还有把萧红与人们津津乐道的其他几位民国“才女”放在一起来比较的，如赵学芳的《庐隐、萧红艺术风格比较论》、吴爱月的《浓妆淡抹总相宜：萧红张爱玲小说妇女问题之比较》。也有把多位女作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的，如陆文采的《冰心、丁玲、萧红与女性文学》、陈宏的《萧红与冰心、庐隐、丁玲语言风格比较谈》等。萧红作为“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地域性、乡土性一直是其作品鲜明的特征，研究者常把萧红置于东北地域文化之中来进行观照，甚至将其纳入到民国时期的整个乡土文学中进行考察。李计谋的《“萧红现象”的文化阐释》立意高远，在把萧红与二三十年代的其他乡土小说家进行了比较之后，指出：“《边城》之后的《呼兰河传》集乡土文学名家大成，卓然出乎其上。”邹午蓉的《〈呼兰河传〉与〈果园城记〉合论》、侯运华的《回眸凝望处、妙笔写故土——沈从文与萧红的比较研究》等，都在对比分析中得出萧红乡土文学作品的独到之处。萧红研究除了上述的共时比较外，也有论者进行了历时比较。比如王金城的《萧红与三毛——跨越时空的比较》、李晓华《乡土话语的女性言说——论萧红和迟子建的地缘小说》等，特别是萧红与迟子建的比较格外引人关注。研究者也将萧红与外国作家进行比较研究。李福熙（韩国）的《女性的苦难、抗争与悲剧——萧红与玄镇健小说比较》中通过对中韩两位作家小说的比较，认为两人都具有强烈的女权意识，并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的黑暗面，表现了女性的悲苦命运。张镇的《〈生死场〉与〈屠场〉比较谈》、柴平的《女性的痛觉：孤独感和死亡意识——萧红与伍尔芙比较》等都有可观之处。
      五
      萧红研究的另一重镇是有关萧红的专著，这方面的作品也有四五十种，其中单纯的传记较多。早在1947年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就问世了，这是第一个萧红传记，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但由于是“第一”，也存在考据不足、事实有误的现象，并且书作者主观色彩过强，这无形中降低了它的信度。1980年萧凤的《萧红传》是新时期内地出现得最早的萧红传记，其开拓性和影响力也较大。1993年丁言昭的《萧红传》做了大量考证且文笔优美。引人注目的还有新世纪以来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和《我的婶婶萧红》，两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作者与端木蕻良的亲情关系，在叙述中也有明显的主观因素渗入，因而两书的独到与偏颇之处俱在。李重华的《只有香如故——萧红大特写》、铁峰的《萧红传》、季红真的《萧红传》、叶君的《萧红传》、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等，也都各抒胸臆。另有合传性质的，如萧凤的《萧红萧军》、庐湘的《萧军萧红外传》、钟耀群的《端木与萧红》等，即使是有关萧军、端木的传记作品，如张毓茂的《萧军传》、孔海立的《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等，也不可避免地有大篇幅涉及萧红，尤其是萧红的情感经历。“传”、“评”合一的著作并不多见。一本是美国学者葛浩文的《萧红评传》，书中给萧红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萧红的力作将因它们历久常新的内容及文采，终究会使她跻身于中国文坛巨匠之林。”［7］该书极具启发性，影响颇大，对推动萧红研究的开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另一本郭玉斌的《萧红评传》强调史料的可靠性与代表性，力图还萧红以最大可能的真实。纯学术专著除了前述的黄晓娟、陈洁仪成书的博士论文，厚重而时现精彩之论的，尚有单元的《走进萧红世界》，全书以若干专题的形式论及萧红与故乡、自然、儿童、女人、男人、鲁迅、文学之间的关系，而这七个方面是构成萧红世界的基本元素，从而让人们看到萧红的人生际遇如何对萧红创作产生影响。还有一些学术专著部分地论及了萧红，如1987年赵园的《论小说十家》认为萧红小说内在的“情绪流”、“氛围”、无结构的结构等使小说趋于散文化了，并认为这源于创作主体感受、创作心态及审美态度等方面因素。1991年皇甫晓涛的《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认为通过对“萧红现象”的透视，可以把握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个困惑点，从而将对萧红文学命运的思考提升到了文化学的高度。1992年邢富君的《从荒原走向世界——东北文学论》一书，有1/4的篇幅是关于萧红的，作者把萧红纳入到东北文学中，以地域文化背景为参照，对萧红的生平、创作道路以及她的代表作都有独到的论述。1999年马云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个性》是以叙事学的方法探讨了中国现代18位小说家，其中之一就是萧红。她发现萧红小说叙事的潜文本是“黄瓜藤”情结，而这影响了萧红小说的章法结构、人物关系结构和时间结构。一些资料汇编类的作品对萧红研究的开展也功不可没。最早出版的相关文集是1981年王观泉的《怀念萧红》，收入了此前发表的主要文章20多篇。萧军80年代初编著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和《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为研究萧红在日本、北京、上海时期的生活与创作提供了翔实的资料。1993年孙延林主编的《萧红研究》，收录了新时期以来有关萧红生平的文章。2000年曹革成主编的文集《端木蕻良和萧红在香港》，对萧红后期、特别是在港期间的生活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2004年孙茂山主编的《萧红身世考》，收入了大量有理有据的文章，全面、彻底地解决了萧红的身世问题，终结了诸多争议。2007年彭放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也列有“萧红研究”专章，编选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文章。萧红研究尽管还有一些薄弱环节，但总体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萧红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是由萧红本人、读者、研究者三方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自然契合而成就的。正是因为众多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才使得更多的人知道萧红、懂得萧红、认可萧红和热爱萧红，才使得萧红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更加凸显。萧红创作不足十年，文字百万，对其研究的资源似乎很有限，但研究的空间却是无穷的，研究者可以无限趋近本真，却永远不能抵达。萧红必然是一颗文学天空上的恒星，永远让人们仰慕、鉴赏与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