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实际上是思想库和智囊机构。作为智囊机构，智库当然要起智囊作用，但我们又不能把智库的功能简单地归结为智囊，把智囊机构等同于智囊团。因为单从智囊这个功能看，智囊团早在古代就有了，而且在以后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集团，在从事军事活动和社会管理时，都需要有出谋划策之人，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军师、谋士。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军师、谋士都是附属于统治者或一定的领导集团的，并不是单独存在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也不能成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因而它的作用也仅限于给统治者或一定的领导集团出谋划策，服务于统治者或一定的领导集团进行社会管理，而不是服务于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的共同治理。
      与之不同，我们今天看到的智库却是一个社会机构或社会组织，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阶梯。由于这一变化，智库的作用和社会影响远远大于传统的军师和谋士，而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功用。因此，我们要建设好智库，充分有效地发挥智库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研究机构的作用，推动中国社会治理走向科学化、合理化和全球化，就必须了解智库的特点和功能，了解智库建设的意义。
      一、智库建设是国家走向治理阶段的结果，体现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集团的软实力智库作为一种社会机构，最早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适应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的需要，不仅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管理结构上的变化，也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软实力。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国家治理，是以市场社会的发展为基础的。19世纪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民族国家。这也意味着，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革命阶段，进入了治理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资产阶级国家不仅具有传统国家的政治职能，而且还增加了现代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管理职能，不仅如此，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扩张经济，它需要日益增大的资本市场，因此，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资产阶级国家还需要具有国际管理的职能。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葛兰西就已经看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这一变化。他在总结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将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与俄国的国家形式做了一个对比。他指出，俄国的国家形式是由单一的政治国家构成的，而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则是由政治国家和伦理国家构成的，其中伦理国家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又可称为市民社会。那么，葛兰西所说的伦理国家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有关社会公共生活的内容，包括政治选举的形式、报刊书籍等媒体工具、工会等群众组织形式，总之，它所涉及的是与人们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在社会结构中，它位于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公众生活之间，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执行调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职能。葛兰西当时是从横向上对比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与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别，如果联系20世纪国家形式的演变，我们也可以从纵向上运用葛兰西的思想成果，对现代国家结构进行一种解剖。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国家的历史演变与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息息相关。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市民社会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崛起，但其并没有成为国家的统治者，更没有自己的国家，因此，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只是限于经济基础领域而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发生尖锐的对立。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市民社会定义为经济基础或资产阶级，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主张以民主制国家取代君主制国家。至于民主制国家形式是怎样的，民主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如何，民主制国家如何表达市民社会的意愿，如何实现对市民社会的管理？这些问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并没有做出更详尽的说明。到了葛兰西所处的时代，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不仅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国家，而且还把市民社会纳入国家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的管理。这样一来，市民社会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与国家相对立的社会力量，而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把市民社会定义为伦理国家。市民社会进入国家，不仅改变了国家的结构，增加了国家的职能，而且使国家的管理结构和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市民社会没有进入国家之前，国家只具有政治职能，国家的管理不外是政府的行政行为，而在市民社会进入国家后，国家就增加了社会管理的职能，不仅如此，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所要管理的公共空间也不断扩大，并且变得越来越复杂，最后，单靠政府的行政行为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集各个领域专家的智慧来进行共同治理。这时，国家除了政府的垂直管理之外，还吸取社会各阶层的精英进行横向的共同治理。智库就是为了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而出现的。
      智库建设的目的是以社会机构的形式，汇集人才，围绕某一具体的问题而开展多学科研究，提出新的思想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是一种生产思想的活动，因此，它的影响力也在于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按照现在的说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和一定的群体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体现的是该国家、该企业和该群体的软实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智库建设就是一种软实力的开发。这种软实力的开发，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和一定群体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畅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力鼓吹全球化观念的结果，可以说，世界上广大的国家能够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首先是认同了全球化的观念。那么，这个全球化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如何为世界各国所认同的呢？这其中就离不开智库的工作。全球化的观念最早是由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贝切伊构想的。贝切伊发现人类正面临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而要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依靠某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于是，就设想创建一个核心组织，集合关心这个问题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等等共同研究，提出一个全球问题的框架。罗马俱乐部做的这些工作，本身就是智库的工作，但它的工作不限于罗马俱乐部的核心，而是不断地吸引其他智库的成员参与。其中，美国加利福尼亚智库的负责人、控制论和专家兼哲学家奥兹贝格汉的参与，就对推进罗马俱乐部的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奥兹贝格汉提出，要建构全球问题的框架，就需要做一个关于世界动态情景的全球模型来传递全球问题。但是，奥兹贝格汉提出的全球模型在程序上过于复杂，难以被人接受，于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福莱斯特就提议由他来主持做了一个更简洁的世界模拟模型，这个模型用世界人口增长、资本投资和工业生产、粮食的增长、不可再生资源的用处、污染这五个参数来描述人类面临的困境，挑战了传统的发展观念，开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增长的极限》报告的内容。这个报告提交给罗马俱乐部后，不仅被罗马俱乐部所接受，而且罗马俱乐部又依此写了一系列的相关报告，向世界各国传导全球问题，并与一些国家的首脑和政治家举行联席会议，共同讨论人类未来前景的问题。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全球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全球化观念，就是借助了罗马俱乐部的这一成果，并把它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服务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其霸权统治。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智库在推动国家和国际治理上的重要性。这也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重视智库建设的原因。
      中国的智库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首先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深圳发展起来的。1994年，我去深圳参加一个讨论全球化问题的学术会议。这个会议讨论的主题对于中国开放市场经济极为重要。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按照这种观点，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只能搞计划经济，若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放弃社会主义。这就提出了一个理论难题：中国能不能既搞市场经济，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呢？要解决这个难题，就必须弄清楚市场经济的性质，即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是一种经济体制呢，还是一种社会制度？还有，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搞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行不行？当时的会议就是要从理论上解决这两个问题。在前一个问题上，经过讨论，大家认同了这一观点：市场是经济资源配置的机制，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不是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后一个问题上，会议集中讨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提出开放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的经济融于世界经济体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解决这两个问题固然是为了在实践上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但它毕竟是一种纯理论的探讨。然而，就是这个纯理论的学术会议，却吸引了广东众多的企业家参会。我当时很奇怪，广东的企业家为什么对这种纯理论的学术会议感兴趣呢？于是，我就询问了一位企业家。他的回答是，他们可以从这种高端的学术会议中了解国际国内的思想动态，了解全球市场的动态，这些对于企业的发展十分重要。前几年，他们也参加了一个类似的学术会议，从中知晓了市场与金融经济的动态，预感到亚洲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就调整了企业的生产方向，停止生产那些与金融危机相关的产品，开发了新的产品，使企业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保证了企业的赢利。他还告诉我，他们企业内部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由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组成，其职能是吸收学术界的前沿思想、策划企业的发展方向、提供企业发展的方案。这个企业家所说的研究机构，就是他们企业的智库，它的功能就是把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的研究融合起来，实现科学成果向生产的转化。当时，这样的智库不仅深圳有，上海也有。
      这就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智库为什么首先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出现呢？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提出了国家治理的问题，产生了对思想和文化建设的需要，而这些思想和文化不是凭某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智慧就能够创造出来的，它需要集众多领域专家的共同智慧。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有没有智库建设的意识，能不能够吸引众多领域的专家共同工作，是该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观念和治理智慧的标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智库建设的第一重意义：智库建设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软实力，体现了该国家或该地区的治理水平。
      二、智库不是行使管理职权的行政机构，而是研究机构，它的意义在于打通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推进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创造新的知识部门智库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不同于那种行使管理职权的行政机构，它不处理日常的行政事务，而是一种思想研究的机构。作为思想研究的机构，智库的研究不同于专业的基础性研究。专业的基础性研究追求的是本学科的前沿问题，是以科学的新发现为目的，而智库的研究却不同，智库的研究目的是将基础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转化到实际的应用之中，使其发挥社会效益。由这一研究目的所决定，智库有自己独特的运作方式。它的运作方式的独特性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点是打通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关系，把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传导到社会或企业之中。自近代以来，应用科学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变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应用科学的意义是不同的。在19世纪，应用科学是以科学发明和技术的应用为主体，它的成就也仅限于科学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蒸汽机的发明曾经带来了近代工业革命，但并没有带来这个时代的思想变革。进入20世纪后，世界市场的建立、世界霸权主义的形成，突出了意识形态在经济、政治和国际交往中的作用；文化工业的崛起，把技术革新与新观点的提出和新思想的创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经过技术革新后生产出来的新产品总要被赋予一定文化符号才能进入市场，获得市场的认可，比如像“耐克”这样的品牌能够获得市场的普遍认可，依靠的不单是该产品的物质品质，而更多的是它的文化影响力、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进入市场的新产品首先向人们传导的不是物质的信息，而是先进的文化观念。比如现在很多企业都在自己的产品上贴上“绿色”“环保”的标签，企业贴这些标签当然是为了推销企业的产品，但它同时在向人们传导当代的生态观念，而人们选择这种产品，首先考虑的不是它的物质品质，而是它的生态、环保的品质。这说明，在当代，技术的革新如果缺失了新思想的创造，是很难被社会所接受的，当然也不可能带来社会效益。这就是当代应用科学的特点。智库就是从应用科学的这一变化中产生出来的，它的职能就是设计一种可行的方案，将新技术、新产品中的文化观念传导到社会的群体，它的社会效益不是以物质的指标来衡量的，而是以先进思想的传播来衡量的。这就是智库所强调的应用科学不同于那种以单纯的技术革新为内容的应用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点是打破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研究。智库是面向公共社会的，是为了解决公共社会难题而开展科学研究。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的广泛运用，人们的需求日益丰富多样化，人们的联系方式、社会的治理都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企业要进行科学的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仅依靠经验，也不能仅仅依靠某一单独领域的知识，而必须集合各个学科的专家，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智库的作用就在于以社会机构的形式，把不同的学科专家汇集在一起，进行跨学科研究，提出治理方案，并对其进行可行性的论证。这里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包括打破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理科、工科的界限。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并不是各个学科的成果经过拼凑后简单地拿来运用，而是在多种学科的融合中开辟一种新的领域。控制论、系统论等横断科学就是从这种跨学科研究中产生出来的。我们上面所列举的全球问题的框架也是哲学、经济学、生物学、化学、数学等多个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果。智库的这种研究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对现代科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在许多基础学科也开始了跨学科研究。
      第三点是围绕实践中具有典型性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构想。智库进行跨学科研究与基础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不同：基础学科的跨学科研究重在解决理论问题，而智库进行跨学科研究重在解决实践问题，并且这个实践问题一定是有典范性的。比如，大庆市的城市转型是一个具有典范性的实践问题。它的典范性就在于大庆是资源型城市，包含了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因此，研究大庆城市转型的问题，不仅对于国内的资源型城市建设和转型具有典范性，而且对于国际上的资源型城市转型也具有典范性。我们参观大庆城市规划馆，馆中有一个部分是专门展示大庆的国际交往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与大庆对接的国外城市都是一些重要的资源型城市，这足以表明大庆城市转型研究的典范性。从另一方面看，大庆城市转型不是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就能成功的，它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制定可行性的方案。这就需要智库的工作，需要智库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共同研究，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态的、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专家共同研究。在这里，智库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对实践问题进行一种社会知识的研究。
智库运作的上述三个特点表明，智库是一个独特的知识部门，是其他科学研究代替不了的。
      三、智库致力于公共性的研究，为国家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具有很强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引导性2014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在《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中将智库定义为：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这个定义突出了智库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的特征。这里所说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不能在狭义上理解为市民社会的生活空间，而应该在广义上理解为公共存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当然有市民社会的生活空间，但同时还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空间，更有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存在空间。这所有的空间都是公共存在的公共性的外在形式，而公共存在的公共性是这些空间存在的本质。
      那么，什么是公共存在的公共性呢？公共存在的公共性，从性质上看，指的是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建立起来的社会的存在方式。这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个根本特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把公共权力的建立作为国家的基础，也是国家区别于氏族社会的标志［1］。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公共权力是相对于氏族权力而言的，氏族权力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自然权力，而公共权力则是以国家的形式确立起来的社会权力。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国家取代氏族，就是以公共权力取代自然权力，以社会性消解自然性，国家越是发达，它的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就越强，而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越强，它的社会性就越强。资产阶级国家优于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就在于它在现代工业和商业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庞大的公共权力机构，摧毁了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残留的血亲制度，使社会性成为联结人们生活和生产的纽带。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资产阶级社会称之为现代社会，而把之前的社会称之为传统社会。由此可见，公共存在的公共性的形成，是现代社会的标志，现代国家的治理，说到底就是对公共存在的公共性的治理。智库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就是致力于公共存在的公共性的治理问题的研究。
      公共存在的公共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标志，最初是由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但资产阶级并没有真正理解它所建立的公共存在的公共性，而是用它的狭隘的阶级眼光来看待公共存在的公共性，把公共权力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权力，视公共性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存在方式。从这一理解出发，资产阶级把本阶级的公平正义观念作为治理公共性的原则，运用于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从而形成了极权主义政治和世界霸权主义。资产阶级对公共存在的公共性的这种理解以及由此而提出的治理原则，显然背离了公共存在的公共性的本质。这一点，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已经揭示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与它所创造的世界性的生产方式是不相容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创造了它本身所容纳不了的世界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既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也是对公共存在的公共性的本质的说明。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公共存在的公共性不应该是私有制的存在方式，而应该是共产主义的存在方式，既然如此，那么，公共存在的公共性绝不从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共同存在空间，而公共性就是将各民族国家联结起来的纽带。根据这一理解，治理公共性的原则就不应该是资产阶级的公平正义观念，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观念，即各民族国家共同享有公共权力，坚持人民的民主权利。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际展开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工人运动，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世界发生的新社会运动,等等，都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其目的就是反对资产阶级独占公共存在的公共性，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的公共性。这一历史事实表明，在公共性的治理上，充满了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是治理公共性的前提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是谈不上科学治理的。
      公共性治理中的价值特性，要求智库的研究把价值的选择与知识的论证紧密地结合起来。价值选择决定着智库研究的方向，知识的论证决定着智库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智库的研究一旦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够使自己成为打通政府与社会联系的重要渠道：一方面，它通过价值观的选择，把政府的价值观贯穿于对公共性的研究之中，向社会传导政府的价值观，起着凝聚价值观共识的作用；另一方面，它通过知识的研究，对公共性的政策进行科学的论证，为政府治理公共性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比如，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的治理理念，根据这一理念，在国际治理方面，要坚持各国共享、互利互惠的原则，在国家治理上，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国智库的研究首先要坚持这些原则，在此基础上，还要兼顾社会各群体的利益、个体的利益。如果智库的研究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对中国和世界的问题进行富有创新的研究，就能够引导中国社会的发展。
      以上所谈的智库建设的三重意义，是从理论上分析智库的本质和对国家治理应该和能够起到的积极作用。这些应该成为智库建设的目标。至于智库建设在实践上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能不能对中国的治理起积极的作用，则要取决于各方面的努力，既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更需要智库研究机构自身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1.
      ［责任编辑：张圆圆］

      2018年第5期(总第170期)